六朝时期会稽虞氏之家风与家学

六朝世族门第之长盛不衰,与其家风、家学有关。会稽虞氏兴自东汉,历六朝之世,绵延至隋、唐,数百年间代有才人,成为江东著姓。虞氏门风尚忠义,重事功,讲孝友。在学术上以儒学为根本,兼容并包,南朝后期渐重文学艺术。     

两晋至隋唐时期的会稽余姚虞氏家族

从三国虞翻以后,会稽余姚虞氏家族人才辈出,代有士人、官吏留名青史,绵延了四百多年。可以说是魏晋至隋唐时期江南边家大旗的一个典型代表,本文梳理了虞氏家族的发展经历,探讨了其延绵不衰的原因,了解当时政治、文化制度与世族制度的关系,以期进一步理解历史上南方文化进步的历程。     

两晋南朝时期的会稽郡孔氏

会稽孔氏是两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从两晋南朝的史籍中梳理出孔氏一族的人物、事迹和世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六朝世家大族的发展状况、会稽郡的开发及其在当时的经济地位.     

略论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山阴孔氏之从政风尚

会稽山阴孔氏是六朝时期颇为兴盛的世家大族。孔氏在东汉后期南移会稽 ,在思想文化上未受玄学新风的熏染 ,因循汉儒经、律兼修的传统学风 ,与其他江东旧族一致。孔氏子弟重视仕宦 ,为政忠直 ,“秉公不挠” ;精悉朝仪典制 ,“谙练故实” ,故多有出任御史中丞、尚书仪曹郎等者 ,在当时文物制度的创设中多有贡献     

《浙江风物志》订误一则

《浙江风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十六页载:“浙江另一历史名城是绍兴。它在春秋末期曾是越国的都城。秦时置山阴县;三国时为孙吴属地;西晋、南北朝期间均称永兴县,属会稽郡;隋开皇九年并永兴入会稽县,属越州;唐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复置永兴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萧山。到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以‘绍祚中     

六朝倡伎考

本文对孙吴、东晋及南朝时期的倡伎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说明六朝时期的倡伎,主要是指以歌舞为业的艺人。官伎与家伎,是六朝倡伎的两种主要类型。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在南齐年间开始出现私妓。唐代诗人写了不少以南齐名妓苏小小为题材的诗,写出了这位南朝江南名妓的卓越才华、凄厉身世与不幸遭遇。     

虞舜南巡狩与勾吴的发端

有虞氏的地望在今豫东一带 ,在进入华夏国家文明之时 ,有虞氏却在华夏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见了。从文献记载中有关有虞氏的去向有二 ,一是苍梧 ,一是鸣条。而从考古学文化遗存分析 ,苍梧之说不确。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学研究 ,有虞氏的去向应为从豫东沿淮水至江淮东部 ,再沿邗沟至宁镇地区 ,从而导致了勾吴文明的发端     

从走马楼吴简户籍书式看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对孙吴时期户籍书式的研究可以从侧面展现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对比孙吴与秦汉时期户籍类简的书式可以发现:一方面,孙吴与秦汉户籍书式具有相似性,孙吴继承了秦汉的户籍制度;另一方面,二者在书写格式和记录内容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反映了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所做的发展和变革,体现了孙吴户籍制度自身的特殊性及进步性。     

刘勰的拟物论与六朝的山水画论

自然美是六朝一大发现。《世说新语》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自然之美不仅在现实中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而且在文艺作品中抢关夺寨,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甚至出现了山水文学和早期山水画。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开始思考有关作品中山水草木等“物”的问题,于是,有了文学上的拟物论、绘画上的山水画论。本文试图结合六朝的山水画论分析刘勰的拟物论,包括三方面内容:一、物在作品中的作用;二、如何感物;三、如何写物。     

东晋会稽士僧群与浙江诗歌之路的早期开拓

东晋永和年间,会稽聚集了众多的名士、名僧,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其中支遁等高僧不仅富有名士风度而且长于诗歌创作,“言咏属文”成为会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佛教的推动下,会稽发展为东晋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会稽是浙江诗歌之路中的重要区域,与钱塘江诗歌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稽的诗歌创作风气,以及会稽士僧在迁移、流动中对会稽诗歌的传播,促进了剡县、天台山、钱塘、永嘉等地诗歌创作的发展,对浙江诗歌之路的形成具有早期的开拓之功。     

余姚虞氏与六朝政治

余姚虞氏大致发迹于东汉中叶,自兹以降,迄乎唐初,该家族经历了由地方大姓经士族而趋于衰败并最终消亡的变迁过程。虞氏家族在此期间的盛衰荣枯,例证了能否与权力中枢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实乃中古家族可否晋身士流并维系其门第的关键所在。     

芝兰玉树生阶庭--从陈郡谢氏文人赋的创作看其家风与家学的关系

陈郡阳夏谢氏是六朝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族,他们不仅是南北朝时期诗坛上实力雄厚的创作群体,在赋的创作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并在思想倾向、情感基调以及艺术特点等方面表现出很多的共性。六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各有其家风与家学,并由此造就了各自独特的家族文化。谢氏文人赋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与当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家族遗传和影响分不开的。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朝时期吴郡陆氏之家风与家学

吴郡陆氏自东汉以后 ,历六朝之世 ,数百年间始终居于江东土著世族社会之显赫地位 ,这与其家族文化有关。陆氏之家风尚忠义、追求事功 ,在文化上以儒学为根本 ,兼容并包 ,尤重文学、才艺 ,从而使其代有才人、兴旺发达。     

《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晋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兼议“王与马共天下”的空间结构

晋元帝立国江东揭开了东晋南朝的序幕,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等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这一空间结构反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政治形态,王敦兄弟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了沿江核心地带;元帝则苦心经营核心区两侧的拱卫辅助区,以与王氏宗族抗衡;边缘区则因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被进一步边缘化;边境区活跃的北伐或南逃的流民帅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关键时成为掣肘王敦的外援;沦陷区是名义上的疆土,中原最终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江东的侨置政区安置了南渡士族,也慰藉了其对故国家园的忆念。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由杜甫对六朝文学之认同论杜诗之“变”

在对六朝文学的认识上,杜甫与同时代主流观点不同,对庾信、鲍照、阴铿等诗人作家的成就予以肯定,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六朝文学影响,同时又＂变化而不失其正＂。文章试从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接受来论证为何明清以来诗评家以＂变＂来形容杜诗,以及诗之＂变＂的意义的发展。     

六朝家训的文化阐释

六朝时期,由于儒学传播及家族延续的需要,家训大量涌现,形成了我国古代家训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六朝家训具有和族睦宗、修身砺行、敦诫勉学、传教为官、处世之道等文化内涵。它既是先秦两汉家训的终结,又是隋唐家训的起点,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在今天,如果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六朝家训的很多内容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依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