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域中的《题都城南庄》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以仅有的28个字隐匿着诗人丰富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及其情感变迁过程,若是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去分析,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交织着强烈的"情"与"礼",本我、自我、超我的矛盾冲突.为了协调冲突,诗人规训于"自我-理智"的调节,从而实现了本能欲望的"升华",创造出了<题都城南庄>的千古绝叹,也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体悟诗人美好情感遗失的无限惆怅之情.     

笑春风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唐朝诗人崔护的一首诗《题都城南庄》，我今天在整理旧照片时，心中就一直浮出这首诗。     

《离骚》结构之新探

根据抒情主人公情感的形成、变化与发展的客观规律,《离骚》的结构可以归纳为“一线两段一结”的“因果层次”式结构:全诗围绕诗人孜孜追求生命关怀的这条情感主线展开了两大段落;第一大段的“双重困境”布局揭示了诗人产生特定心理与情感的现实根源,第二大段则细腻地描写了在特定心理影响下诗人心灵世界波澜万千的情感冲突;“乱曰”为一结语。这些结构特点突出地塑造了一位高大、光辉的抒情形象,表现了结构艺术的巨大魅力。     

汉诗中人称代词的英译问题——以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为例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对原文的解读,根据翻译目的,通过目的语的词语、句式来传递源语所蕴含的意义。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及对译词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译文的效果。从唐代诗人崔护的七言绝句《题都城南庄》几个版本的翻译中可见,不同译者对人称代词不同角度的处理会导致诗文意义传递效果的迥然不同。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强调翻译,即翻译意义,又要强调译者的重要性,即强调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     

平衡之生与失衡之亡——海丝特和卡瑟琳之三重人格比较

《红字》中的海丝特和《呼啸山庄》中的卡瑟琳是英美文学史上极富感染力的人物形象。虽然两人同样经历了坎坷崎岖的爱情道路,结局却迥然不同。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结构清晰地投射在两位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分别体现在追求爱情、矢志不渝的“本我”、遵循现实、历经磨难的“自我”和约定俗成、不可逾越的“超我”这三个层面上。当“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冲突加剧时,通过各种途径升华“自我”可以有效地缓和矛盾;与此同时,合理平衡矛盾冲突才能获得新生,而失去平衡的混乱只有在死亡来临才可消除。     

此恨绵绵无绝期——试论《长恨歌》的“自我牺牲”原型

本文以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述了《长恨歌》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不同于史实意义的爱情悲剧;以符号学的方法论述了李杨的爱情悲剧样式是一般情感、生命、命运样式的符号化表现;以原型的方法论述了《长恨歌》深层结构所表现的是诗人并没有理性认识到的“自我牺牲”心理原型:“自我”成为“超我”牺牲的深刻生命感受。     

《我自己之歌》中的超验主义思想

《草叶集》的精华篇《我自己之歌》表述了华尔特.惠特曼的诗歌理念和诗人毕生创作的基本主题。在这首长诗中,诗人力求解答“我自己是什么?”这一富含哲思的问题。在对此问题阐述的过程中,诗人表露了自己对“灵魂与肉体”、“上帝与自我”等对立统一关系的超验主义思想。本文从哲性诗学的几个侧面论证惠特曼与爱默生,黑格尔,尤其是与康德等哲学家在思想上的联系,并通过解析《我自己之歌》中对“自我、上帝、灵与肉”等认识客体所做的真诚表述,阐述诗人思想深处超验主义的泛神观念。     

适性抒怀与缘意写景——陶渊明咏怀诗意境论

陶渊明的诗歌分为田园诗、咏怀诗和哲理诗等三类。陶诗一般均呈现为情与景会、物我相融和意境浑成的特点。在以《饮酒》、《杂诗》和《拟古》等为代表的咏怀诗中,陶渊明亦有着独特的艺术创造。其具体表现为用高度概括的形象化方式,寄托和抒发自己的情怀,特别是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和景物形象,使情感客观化。诗人或侧重于写“景中情”,或侧重于写“情中景”,但都达到了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美学境界。     

左思《杂诗》小议

《文选》所选左思的一首《杂诗》，并非“失题”或“未题”之作，乃是诗人晚年仿承曹丕《杂诗》二首所作，充分表现了诗人“高志”不得申的忧愤和慨叹，继承和发扬了“建安风骨”的神韵，给陶渊明等后世诗人以深刻的影响。     

试论爱默生文学中的《圣经》主题

爱默生文学《圣经》中“自我、诗人和哲理”暗合了《圣经》中耶稣“神、神迹和神谕”三大主题。《圣经》千百年积淀的主题塑造了爱默生的文学和思想,既从无意识的层面给他烙下了《圣经》的印记,又从文化意识层面赋予他文学创作中无穷的灵感。对于常常被诟为缺乏系统性的爱默生思想,可以从《圣经》主题角度概括：“自我、诗人和哲理”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元结构,是贯穿爱默生文学的“罗格斯”。     

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

本文通过《艺文类聚》所载的一首关于焦仲卿妻的诗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比勘和相关的考证,认为该诗实为在漫长历史时期里逐步形成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一种较原始的汉代文本;是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虽发端于东汉(很可能为建安时期),但其主要部分则完成于魏晋至南朝。     

《赴试学院放歌》、《孽海花》之互释

曾朴主要以小说闻名,其《孽海花》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诗人,年未二十,即成诗集《未理集》。本文将其诗歌《赴试学院放歌》与小说《孽海花》进行＂互文＂研究,试图寻绎两者之间的联系,分析他的思想及其发展。     

北宋中晚期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

诗赋是唐代至宋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北宋中期以后,诗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其地位逐渐下降。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中,诗赋与经义的斗争和党派之争、道德之争夹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奠定了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格局。     

韩国新村运动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启示

摘要：20世纪60年代韩国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韩国政府和学者依据国情和农情,经过科学论证,组织实施了新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与跨越式发展。韩国新村运动发展是在国民伦理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农业濒临崩溃、工农与城乡差距大、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困难以及文化颓废、乡风堕落、环境污染、管理混乱的农村背景下进行的。韩国新村运动以农民脱贫致富为内在动力,使运动上升为新国家建设运动,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新村教育,官民一体和“民主导”,学者广泛参与,发挥积极作用,建立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借鉴韩国经验,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完善财政投入体制,加强调查研究和完善制度,充分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推动组织体制创新,保证新农村建设做到善始善终与可持续发展。     

《水浒后传》作者事迹新证

关于《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的生平事迹历来都存在着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现根据《东池诗集》和有关资料,对其进行了澄清和辨正。其实陈忱不仅是“惊隐诗社”的成员,同时还是“东池诗人”中的核心人物,依据《东池诗集.初集叙》可证实陈忱生于明万历乙卯仲春,即公元1615年3月,且自号“默容居士”。另外,《东池诗集》中有陈忱的八首诗为前人所未发现。这些都为研究陈忱的生平事迹和诗歌提供了新的材料。     

谈诗歌的欣赏与创作

诗歌是一种运用最精美的、带有音乐性的语言创造意象,主要借助意象以抒情的艺术。诗歌必须有真情实感,构思要新,要巧,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诗歌必须有大胆、新奇、丰富的想象;诗歌要善于运用象征手法,使诗飞跃、灵动;诗歌要讲究音乐美,还要注意炼字。     

从虚到实:诗词导向型旅游规划探析——兼论洛阳独乐园旅游规划

诗词导向型旅游规划是以诗词中描述的诗画风光为基础、导向和核心的新型旅游规划。独乐园的旅游规划是典型的诗词导向型旅游规划。司马光在与当政者政见不同、难以施展抱负的情况下,退居洛阳在伊河南岸造独乐园。独乐园的诗画风光主要来源于司马光的《独乐园记》和七景诗。据此重新构思规划早已不复存在的独乐园,其形象可定位为"独乐乐,与民同乐",其功能分区为司马光文化区、"中国名园名村"、佛教文化区、伊河泛舟区,其景点建设包括独乐园七景、独乐园水景、司马温公祠、司马街村寨、乡村文化一条街。     

长安为花间词始地探论

西蜀花间词派的形成,是受长安花间词创作影响的结果。长安的花间词创作,以温庭筠、裴等词人为代表,在前后长达约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花间词派,并对当时与后世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这一词派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和成就,如以情胜理的艺术精神,等等。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社会共生视闽下的多元文化空间建构——基于盈江县支那乡白岩傈僳族村的人类学考察

文章以“社会共生”为视阈,结合对白岩傈僳族村的实地考察,以其社会空间中的语言文字、服饰、建筑、宗教信仰等文化的多元互补为切入点,通过对白岩傈僳族在建构多元文化共生空间的历程中所总结出来的既“坚守”又“融通”的生存智慧分析,认为：白岩傈僳族建构的共生空间具有双重性,原因为“自觉”与“攀附”的文化碰撞,“文化自觉”造成“差异”,“文化攀附”促使文化得以“地方性”的重构,其演进的结果是将白岩僳僳族的生存空间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下的“共生格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