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史论中的史学见解

荀悦对史学有很丰富的看法,在《汉纪》的史论中他对史学性质、功用、撰述要求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较深入的理论阐述。他的论述有一定的系统性,也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他的史学见解充实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荀悦《汉纪》史论的学术特征论析

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潮,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悦《汉纪》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中,《汉纪》的史论以多种形式出现,集中体现了荀悦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潮的时代特征。即儒学开始衰落;强烈的政治批判思想倾向;易学从重象数向重义理转变;诸子之学兴起。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析《汉纪》编年体例的政治学功能

汉末学者荀悦将纪传体的《汉书》改编为编年体例的《汉纪》。本文认为他对于《汉书》之帝系的正当性,是存有异议的,而这却往往为历来的学者们所忽略。而荀悦所首创的“断代编年体”,其价值便不仅限于历史编撰学,“某帝—某年(某月)”的纪年符号本身,构成为“正统论”思想的重要表征,具有明确的政治学功能:即表达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及其赖以支撑的某些观念理据和判定标准。     

《文选》史论三题

《文选》史论类共载录文章9篇,体现出编纂者对史论文体的重视。从文体区分的角度来看,史论的独立与汉魏六朝史学、文学的兴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文选》各篇史论立足于历史现象,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涉及国家兴亡、内政外治的许多问题,既是沉思与翰藻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体现出编纂者对史论这一文体的理性认同。     

也谈《晋书》的史论

《晋书》在修成之初遭到了史学家刘知几讥评,原因之一是因为史论的文字过于绮艳,多为骈体,失却了《史记》以散文论史的优良传统。此文考虑史论内容的积极方面,重新定位它的价值和意义。     

荀悦思想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 ,学术界对东汉思想家荀悦的哲学性质、社会政治思想、人性道德论思想、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其他学术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体现出有关荀悦研究的若干特点     

荀悦道家思想初探

东汉著名学者荀悦深受儒家经学濡染 ,同时也多得道家思想之沾溉。他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自然、辩证法思想以及抱朴守真的观念 ,将社会批判思想与对道家学说的借鉴、吸收很好地结合起来 ,并贯彻到其著史活动中 ,凸显出道家思想及其与史学关联的演变、发展轨迹     

论荀悦的社会和谐发展观

荀悦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他生活在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的乱世,以一介儒生关心民瘼的情怀,继承并发挥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热切追求包括个体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经济和谐及政治和谐在内的社会和谐发展,企图建立一个晏然有序的太平盛世。荀悦以折中哲学和通变思想为其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方法论,同时汲取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积极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卓见的社会和谐发展的措施和方案,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乏启发和借鉴意义。     

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贡献

日本圆仁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和唐代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元朝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行记》被人们称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它不仅是中、日文化邦交史上一部闪灼着耀眼光芒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关系史上一部彪炳千秋的不朽丰碑。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不仅能多层面、多角度地了解唐代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情况,而且对中、日文化的友好邦交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荀悦历史观辨析

荀悦在探讨历史发展形态时,既取"五德终始"说以明汉得天统,又引"三道"说以证汉应行"忠政",但除此外,还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鲜明地体现出他历史观中的辩证色彩。荀悦的历史动力观带有浓厚的二元折中主义倾向,一面在宣扬天命观,一面又在说人事可以致功,总体来看,荀悦强调以天命为主,其次为人事。虽谈人,落脚点却在天。荀悦在讲历史发展变化时,还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对兴衰治乱的重大影响,深刻体会到了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     

试论《礼记》的礼学思想

《礼记》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不足,遂提出了"人情"论来探求人的本质。顺人情和节制人情都需要礼。《礼记》的作者提出了先王制礼说,并将目光转向了人的主体之外,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中寻求礼产生和存在的根源。礼所象征的是一种秩序,《礼记》所说的"序",实际上是区分万物的标准,同时也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礼记》的作者试图在礼的"别"与乐的"和"之间寻求和谐与统一。《礼记》在治国方面则是反复强调礼的作用,是儒家的思想家们重视伦理道德的反映。     

两汉的"越巫"

两汉时期,出身越地的很可能属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巫者,曾经参与了文化重心地带社会史舞台上的表演。"越巫"曾经服务于汉王朝,担任高层神职人员。他们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越巫"也曾经作用于非常宽广的社会文化层面,对于民间信仰生活有长久的影响。     

南汉史料史籍述评

南汉史的文献资料比较零散 ,大体上以正史及《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为主 ,杂史、笔记及其他文献和碑刻中也有若干资料。清代学者搜罗南汉资料不遗余力 ,编纂几部南汉专史。这些著作提供了整理资料的线索 ,对研究南汉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代的易学与史学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班固、荀悦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代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