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地信托流转运行机制分析与启示

农地信托流转作为流转的创新方式之一在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有效放活土地经营权创造良好条件。我国农地信托流转起步较晚,面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承包地“三权分置”落实的新要求,需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本文以美国农地信托流转为例,基于土地产权理论从参与主体、运行关系、典型模式、保障措施四个方面阐释其运行机制,以此说明美国此项制度经验。同时,梳理我国农地信托流转的现实探索,从主体关系的视角形成总体分析,并总结面临的问题,进而为借鉴美国农地信托流转的相应经验提出完善建议。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历史——基于农地供求关系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农地供求关系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历史:(1)农地"兼并"与"反兼并"的历史:"公权"与"私权"的循环博弈;(2)农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从"公权"与"私权"的循环博弈到"两权"分离的过渡;(3)农地经营权流转: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的过渡.笔者认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决策部门未来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进一步创新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制度;二是努力推动农地承包权的自由流转;三是严格限制农地所有权的重构.     

农地股份合作制: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制度创新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非农产业迅速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一项制度创新,它有效地解决了该地区较为普遍的农业兼业化以及农业效益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绩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从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控制权视角下的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文章从控制权入手并结合我国农地制度变迁史,分析了国家控制方式与我国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变迁的关系问题。文章的研究表明,国家对于农村土地控制权的行使代价极其巨大。农地制度创新应注意通过扩大参与来促成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良性互动,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权利,通过市场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土地使用方式改革上尊重农民的自发选择。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我国农地制度环境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交易费用,30多年来农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就是沿着总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路径逐步展开.遵循这一内在逻辑,我国农地制度未来变迁的方向必然要求降低总交易费用,这就意味着需要减少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农民的认知、进一步推进分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框架不变,强化农户家庭土地经营权利的完整性.     

土地流转、边际效益与农地制度的重新安排

通过对土地流转依据的分析,得出在相同的人力资本投入下,其他行业的产出效益大干土地上的产出效益,土地流转就会自发的进行,并直到两者边际效益相等才会停止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提出了构建多级、多层次的农地制度,即"国家或集体农地+个人得以生存提供保障的土地"并存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的实施,需要解决好个人生活保障所需最低限度的土地面积核算、土地的收归以及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等问题.     

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供求双方选择何种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能够实现福利改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流转供求双方理性人假设和流转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农地供给者)进行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与流出土地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土地的基本保障效用)大小是其对流转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选择专业化合作组织参与的流转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例)可以为其减少交易成本,并取得生产的规模效用,福利得到改善.     

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变革刍议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地制度创新 ,与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相比较 ,具有较大的制度绩效 ,但它主要解决的是土地经营体制问题 ,并没有解决农地制度的所有问题。 8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农地使用制度涌现出“两田制”、规模经营、“四荒”使用权拍卖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措施 ,促进了我国农地制度的创新。市场化是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必然趋势 ,目前应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逐步实现土地市场化。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信托路径及其法律问题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模式成为农地改革的现实需求。土地信托作为一种新的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土地信托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同时与土地租赁相比,土地信托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农地信托流转实践中的受益权性质、税收等具体法律问题与农村土地信托模式的成败密切相关。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运用制度认知主义理论和制度行为主义理论研究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关系,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农民的认知与中央政府的认知之间相互调整以求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农地制度的整体效率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否尊重了农民的主观意愿;农民认知主要通过与中央政府认知的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两种机制影响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也塑造了农民对于农地制度认知的状况.     

我国农村土地出让流转法律制度的重构——以新《土地管理法》修正案为视角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除了存在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不改变农业用途的法定流转方式外,现实中尚存在改变农业用途的农地征收出让与直接出让的流转。虽然农地直接出让流转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根源和有限的社会意义,但其显而易见的种种缺陷也意味着如果从法律上对其加以确认并任其扩张与蔓延,将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反观农地征收出让流转,虽然有些许瑕疵,但其显著的优点是能将农地直接出让流转的缺陷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因此,结合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趋势和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的最新修订精神,构建以农地征收出让流转为主导、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出让流转为辅的二元农村土地出让流转法律制度,应是新时代的正确选择。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困境的实证分析——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

农村土地流转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规模化和农村产业化经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农村土地流转,历经20余年的实践,该政策在沿海诸多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中部地区的土地流转市场却依然不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的发展.本文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根据实地调查获取的资料,对制约当地土地流转的因素作出假设并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农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加快土地流转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经过三十多年的循序发展和渐进演变,其具体政策内容也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情况在进行不断更新与完善。通过对1984年至2017年的农地流转政策及法律文件进行梳理和政策文本解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流转政策变迁过程分为重启—发展—规范—创新四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分析范式研究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重启背后的制度逻辑发现,该政策的重启是由广大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过程中带来的一件"副产品"。与此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地流转政策经历一次路径上的调整,成为中央政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工具手段,并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最后,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结构分析范式探讨农地流转政策变迁动力机制议题,并解析出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政治精英理念的更新、其他相关政策的作用、社会经济技术的革新、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外部示范效应的压力以及政治行动者的推动七个主要影响因素。为此,中国农地流转政策未来发展演进需要在坚持完善现有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基础上,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客观规律,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人本价值取向。     

农地流转的博弈僵局与制度破解——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视角

我国农地流转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复杂利益关系使农地流转陷入博弈僵局:流转制度供给不足,博弈环节纠纷发生率高悬;流转市场尚未健全,缺乏相对独立的公益性中介;农地产权主体缺位,地方权力在流转中干预过度;新型主体生长乏力,多重权利引发投机行为。欲破此僵局,应强化农地流转制度供给,列举清单规范利益相关主体的责权行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体系,积极引入第三方平台作为流转媒介;高效推进落实农地确权,以农村金融促进农地资源的资本权益化;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方式,大力培养合格的农民本土创业者。     

农地流转的新特点及农民失权状况分析

土地流转和农业实行规模经营的提出,农村兴起了新一轮的圈地高潮.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不可能有效保障土地流转的农民权益.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缺位、地方政府职能错位、土地市场化流转难起步是农民土地流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主要原因.解决的途径:一是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界定、测定农村集体土地范围和数量的基础上,将集体土地确认到以组(自然村)为主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并以股权形式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组建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尊重农民意愿,实行土地的市场化流转;三是建立健全流出土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再就业和创业的社会保障机制.     

目标、效率与制度选择——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为例

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其特定的目标,离开制度目标讨论制度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有效实现其制度目标的制度安排才是有效率的。制度所內含的对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激励兼容决定着制度效率。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尽管都能够基本实现其制度目标,但二者均存在效率损失。制度环境的变化与制度目标的转换,意味着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农业多元经营应该成为基本的制度安排。     

农地制度变迁路径回顾及“十二五”展望——基于效率视角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追求效率是农地内在的经济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制度以改进效率为目的围绕产权经历了四次变迁。四次制度变迁给我们的启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能使产权更明晰,其效率往往是正;反之,强制性制度变迁使产权模糊,效果往往是负。同时,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展望＂十二五＂时期农地制度的改革,应从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促进适度集中经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三方面努力。     

论我国慈善信托法律制度的变迁逻辑与完善路径

我国慈善信托法律制度并非是对于域外规定的直接"搬运",而是在吸取其制度经验基础上的有意创新。一方面,我国慈善信托借鉴英国慈善信托对日本公益信托的比较优势,降低信托设立环节的"显性"和"隐性"成本,以解决公益信托"激励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英国慈善信托制度加以"扬弃",通过激励委托人参与信托内部监督和治理、监管机构回归外部监管本位,以克服其"监管不力"的问题,对"激励不足"和"监管不力"的克服是我国从公益信托到慈善信托制度变迁的核心逻辑。我国慈善信托制度的完善路径应注重发挥制度优势,针对相关规章和实践中存在的规则缺位、权力越位和制度虚位三类问题,应秉持《慈善法》所彰显的制度理念,以体系化思维予以纠正或协调,包括完善委托人会议制度和信托监察人设置规则,充分保障委托人的信托内部监督权利,落实备案前公益性审查制度,以民政部门为中心加强监管协作。     

论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生产社会化、分工专业化的新形式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临着新的问题,因此,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作者首先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临的四个问题;然后分析各种土地流转方式的特点,认为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最后强调做好这项改革所必须做好的四项配套工作,如加快培育土地转让市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