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遭遇"瘟神"

2003年初,我国遭遇了“非典”瘟疫的袭击。“非典”的爆发和扩散,既是对我国经济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也是对我国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霸权”地位的严峻挑战。我国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过剩经济时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提法,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片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鼓吹“比较优势论”等似是而非的观点和主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必须予以澄清和纠正。     

邓小平的社会公平思想与我国的西部大开发

邓小平关于社会公平的两大基本思想是“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前者体现了公平的“合理”要义 ,后者体现了公平的“均衡”要义。“共同富裕”不仅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思想 ,也是其社会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精髓 ,它不仅是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思想渊源 ,是我国当前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理论依据 ,而且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邓小平的社会公平思想与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是“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浅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治理国家应当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采用科学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 ,我国的治国方针由“人治”到“法治”转变 ,并发展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论知识产权保护的“公正合理”标准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正确的定位,有助于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形象,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应当定位为“公正合理”,这不仅基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还源于知识产权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公正合理”标准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的判断方法是“以我为主”,“公正合理”的核心内容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公正合理”标准在我国的推行,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理念的及时转变,知识产权法律的准确表达和相关法律的有机协调,知识产权执法的及时跟进和相关法律适用的密切配合,以及我国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深度参与。     

绿色壁垒与中国农业发展模式

“绿色壁垒”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 ,绝不仅仅是贸易歧视 ,其根源在于我国农业发展的模式。“石油农业”既不是世界农业发展的方向 ,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丽莎”生产方式的提出 ,对“石油农业”提出了挑战。根据我国的国情 ,应该以“区域精密农业”作为我国农业发展模式。为此 ,应对“区域精密农业”模式的内涵、作用、意义进行研究和分析。     

浅析我国制造企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企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关系到企业的发展目标和归宿。我国制造企业究竟要不要从“橄榄型”转变为“哑铃型”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讲 ,“哑铃型”企业和“虚拟经营模式” ,不应该成为我国制造企业的发展模式。     

灵感范畴在古代诗学中的嬗变

在我国古代诗学中。“灵感”范畴有一个嬗变过程。我国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中蕴含着“灵感”的旨趣；道学思想中产生了“虚实相生”和“抱神以静”的“灵感”境界；陆机的“天机骏利”和刘勰的“思若有神”体现了“灵感”的特质；竺道生的“理智兼释”和袁枚的“性灵神悟”强调“灵感”产生的机制。     

“后行政人控制”与企业治理结构

“后行政人控制”是国有企业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而逐步形成的 ,它既不同于传统计划体制下“行政人控制”,又不同于“内部人控制”。而是指我国企业公司化改制中的经营者具有“经济人”和“行政人”的双面特性。因此 ,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过程中企业治理结构的建构 ,既不能按照内部人控制治理结构进行 ,也不能完全按照正统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 ,而必须根据我国国有企业“后行政人控制”的基本特征 ,进行相应的企业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文化,其核心思想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和“人际和谐”两方面。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宝贵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三种版本的《西厢记》看中国戏剧意识的确立与发展

我国经典名剧《西厢记》从古到今,出现了诸多版本。“董西厢”是第一部彻底改变《会真记》主题命运的文学作品,“王西厢”则将“西厢”故事推上古代文学艺术巅峰,而“石西厢”的成功在于继承和发扬了董、王《西厢记》具有的、而我国戏曲史上较少自觉到的戏剧意识,完善了我国戏曲从抒情诗向现代戏剧的转变。从《会真记》到“董西厢”到“王西厢”再到“石西厢”的发展演变过程,是“西厢”故事从传奇逐步过渡到戏曲的过程,是我国戏曲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我国戏曲文学的戏剧意识从自发到自觉、逐渐被唤醒的过程。     

"德治"传统与"以德治国"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我国素有的“德治”传统,以汉朝“无为而治”(德治)的经验和秦朝严刑峻法的教训说明了“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列举了我国传统中没落的腐朽道德成分在现实中的主要表现,论证了新的历史时期实施“以德治国”的必要性,探索了新时期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方法措施,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以德治官,以抓“官德”建设带动“民德”,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独立与激励：我国公益广告运行主导者的创设

我国公益广告的行政化和商业化色彩一定程度消解了公益本质,一直以来也成为阻碍我国公益广告运行的顽疾和瓶颈。文章借鉴“多中心”理论核心概念,采用“使用者协会”构建我国公益广告运行主导者—“企业型非营利组织”模式,运用有限合伙制经营形式平衡公益纯粹性和商业参与关系,坚持公益本质的非营利性,以实现公益广告主导者层面的独立自治和“多中心”运行竞争的的公益广告新机制。     

消除差异：中国教育政策的理念转向

教育政策是社会公共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了教育发展中的“二元”格局:城乡间、区城间、性别间和校际间的差距。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公平的实现,也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进程。所以,消除差异是中国教育政策的理念转向:教育政策要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从“城市中心”转向“均衡发展”;从“市场产业化”转向“公共利益性”。     

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

在西方学术界和社会公共用语中,“nation”(国族)及其派生概念“nationality”(民族)是政治科学的分析单位,而“ethnos”(族种)及其派生概念“ethnicgroup”(族群)则是族类学(ethnology)的专业术语,这两组四个概念各有具体含义和抽象定性,不可相互混淆或替换。我国社会媒体、学术界乃至官方机构对这些概念的应用常有错位,特别是以“ethnicgroup”取代“nationality”来界定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做法,既不符合我国民族结构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也有悖于我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而形成和持有的民族理论。     

告别“原理”:哲学的根本出路

“重构体系”、“应用哲学”、“解构体系”等努力虽然都对我国哲学不景气的现状有所改变,但它们都不是我国哲学发展的根本出路。阻碍我国哲学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原理”思维模式,即一方面企图建构一个绝对完善的哲学原理,一方面企图为其它具体科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哲学只有告别“原理”,才能获得新生。     

"有益劳动"的内涵与劳动价值理论创新

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必须正确把握我国现阶段“有益劳动”的科学内涵。因此 ,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指导 ,把握和拓展我国新时期“有益劳动”的丰富内涵 ,切实深化对“有益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促进我国劳动经济领域改革步伐的迅速加快。     

论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与反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

“关贸总协定”是国际贸易中一个影响面极大、有数以百计的国家与地区参加的国际性公约。我国曾是其最早的缔约国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关系中断至今。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与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恢复我国在“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继续履行我国在“总协定”中应有的权力与义务,已是举世关注、刻不容缓的大事。本文对“关贸总协定”的有关内容以及我国恢复“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意义和作用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并对与之有关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危害和对策作了剖析。     

由“计划”到“规划”：我国计划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的体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我国计划体制正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用“规划”取代“计划”,是我国计划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个新的坐标。     

关于我国城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

以Townization(城镇化)、Urbanization(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都市化)为元概念,建构当代城市化进程研究的范畴群,有助于揭示大都市、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形态、功能和本质上的巨大差异,是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城镇化国家战略的复杂内在机制与真实背景,以及制定层级分明、具有分类指导功能的政策制度和路径的大前提.“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机制与内容,“城镇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载体和形式.“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木之本”和“水之源”,“扩大内需”是“城镇化”的“孵化器”和“加速器”.“现代化”是中长期战略目标,“扩大内需”是当务之急,“城镇化”在中国当下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和和枢纽作用.积极借鉴欧美经验和认真吸取拉美教训,应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在参照别国发展道路时的一个基本原则.     

“医闹”事件的反思与防控机制重构

我国“医闹”事件有其爆发的前提、基础、助燃物、催化剂、导火索和爆炸点。防控“医闹”事件须建立健全我国“医闹”事件的法律防控、医患沟通、医疗风险分担、“第三方”调解和事件现场处置等机制,减少医患纠纷和“医闹”事件发生,达到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