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几点意见

把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说成是“跨越论”并进而说成是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马克思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但没有什么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哲学社会科学新成果荟萃(二)

<正>一、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哲学系主任、教授万俊人,在《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２期上发表了《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一文,该文从文化多元论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交叉视景中,省察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视景中,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均被看成一种“现     

《论语》这名目究竟指什么?——兼与李高田同志商榷

《青海教育》八六年第十二期发表了李高田同志的题为《〈论语〉为何用“论”字》的短文。笔者认为该文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该文作者在根据《辞海》和《辞源》对“论”字部分解释的引证基础上,紧接着下了个结论: “由此可见,‘论’显然是‘伦’的通假字,那么,《论语》的‘论’字的本字也应该是‘伦’字了”。     

对无产阶级专政定义译文的质疑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时,曾经对无产阶级专政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原译文:“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我认为,这个译文值得商榷。按照这个译文,不管资产阶级反抗与否,也不管什么时间、地点和条件,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政权。仔细推敲,这个译文不能成立,也不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     

毛泽东同志曾秘密散发的是《共产党》月刊

一九八三年《党史研究》第一期,刊载了黄显孟同志《关于“一大”前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文章说,毛泽东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廿一日给蔡和森的信中,用括号标注的那个“宣言”,“即一九二○年十一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些党的出版物,毛泽东等在一九二○年十二月便收到了,而且秘密地广为散发。”(《党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46页)我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评关于法的本质属性的多元论

对法的本质属性问题,有人提出了多元论的主张,认为法的本质属性是多方面的,不能一元化。《法学研究》1986年第6期《略论法的概念和法的质的规定性》(以下简称《略论》)一文,就是这种观点的一篇代表作.《略论》以“多因果网络的现代思维方式”对法的本质性进行研究,得出了与“传统的旧概念”大不相同的结论,认为法的质的规定性应该是“依赖于客观存在的社会性、区别于道德的强制性和不同于一般习俗和习惯的规范性的综合体”。这种看法,很值得商榷.     

简析《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创作者问题”

人们对《共产党宣言》的＂真正创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一是＂马恩合作＂说;二是＂马克思独创＂论;三是＂恩格斯主导＂说。其实《共产党宣言》同其＂前身＂《共产主义原理》最根本的差别是前者娴熟应用和阐述了唯物史观,据此唯物史观的创立者便是《共产党宣言》的真正作者,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可以通过解析首次公开论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回答《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创作者问题＂。     

《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文献集成和学理建树——胡文彬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评述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理论体系的一大特色,就是《红楼梦》文化文献集成和学理建树的相结合。另一个特色是对《红楼梦》文化范畴的张力与文学的关系的系统全面的研究。依据对范畴性质的意义的认知,从历史文化语境、文化思维意识和传统文化艺术三个的角度概括文化张力对文学影响的差异。《论稿》中关于《红楼梦》文化范畴对文学的叙事功能的多方面阐释,构成了《论稿》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内容。该书的文化子范畴,涉及到了历史、习俗、意识、艺术、园林、服饰的方方面面。其囊括的文化范畴之广、之全,不仅是目前《红楼梦》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且更重要是作者着眼于文化范畴的多样性,去涵盖《红楼梦》文化的个性。胡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实现《红楼梦》研究第三次转型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     

公民公益行为的理论分析

公民志愿公益行为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中 ,它一般表现为慈善捐赠和无偿服务两种方式。有关公民公益行为的动机 ,学理上尚存争论 ,主要有责任论、利己论、利他论、多元论等观点。不过 ,争论中也有共识 ,多数学者都认同 :无论出自何种动机 ,公民的公益行为都应该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     

学而术之思 问而切之论 董天策教授《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评析

正新闻传播学究竟该遵循怎样的研究取向与学科发展路径?何为新闻传播学术的真正内涵?面对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一个学者该有怎样的观照与思考?对于这些直击学科根本的命题,董天策教授在其新著《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以下简称《问题与学理》)中做出了富有学理的回答。《问题与学理》收录作者     

少数族裔文化传播困境与美国华裔文化认同之新变

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例,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如美国社会之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少数族裔———华裔美国人文化认同复杂新变。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主导之下的文化多元主义并没有为少数族裔文化的保留和发展提供合适的空间,族裔文化共同体传播的乏力和美国个体主义的流行,使得少数族裔文化在开放时代迅速零碎化、民俗化、边缘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华裔文化民族主义理想伸张艰难。     

多元文化整合机制的缺失及其现实影响

当代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文化矛盾表现在：横向文化构成上的碎片化和纵向文化结构上的断裂。多层次的文化矛盾增加了文化自身的整合的难度,不仅不能为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和团体提供文化共识和提升文化认同,相反对社会的整合起着负功能的作用,因此,多元文化从冲突共生到动态整合的良性机制的生成不仅能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文化动力,而且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

在为少数或弱势群体争取文化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在构建一种更加宽容多元的文化结构中，“承认的政治”和“少数话语”两种理论立场和论述策略存在对话、互补和辩证的空间。对于弱势／少数族裔文学而言，认同与承认无疑是一场永恒持续的奋斗。实现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间真正的宽容、多元、平等和相互承认，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更积极的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需要进行不断的“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即是一部华裔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展开“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的发展史。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嬗递与流变

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论文通过对中国传统译论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出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现存研究的优缺点，并从理论资源与方法论等方面提出改进和完善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策略和方法。这对于发扬中国传统的翻译文化、构建独立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化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多元需求,使文化全球化成为历史必然。它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挑战。中国的民族文化必须立足自我,迎接挑战,积极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创造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应该着重从民族文化的综合创新、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三个方面入手,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在当代文化多元论与文化一体论并存的状况下 ,中国比较文学面临着新的危机。在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后 ,中国学派渐渐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当前 ,中国学派应在“对话”的基础上 ,在“文化折射”理论的影响下 ,建立新的相关理论体系     

全球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全球化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构成特征。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命运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民族危亡和中西文化碰撞中发生的,现代文学的这种发生语境决定了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表现和发展趋势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文学进行文化批评,一是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     

传媒时代文化领导权的重建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出现了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市场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在各种文化的冲突中,凸现了传媒的发展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冲突、强势文化与民族性的冲突、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的冲突、网络文化与传统媒体的冲突,也引申了文化领导权的重建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使中国的文化葆有自己传统的文化精神,并在与全球文化的对话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非常现实的文化问题。     

文化一元论与文化比较研究

目前在文化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一种重对立、轻同一的倾向 ,甚至于把对立绝对化。这一倾向会导致文化多元论 ,导致文化的非本质主义 ,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此倾向的主导下 ,文化比较研究缺失了科学前提 ,存在着诸多标新立异、自立山头的现象 ,陷入到了互相隔绝、各自为战的状态 ,偏离了交流、融汇、整合的方向。若容此长期存在 ,则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学做出理论贡献就是一句空话。因此 ,在文化学和文化比较研究领域进行拨乱反正 ,树立文化一元论 ,是一项紧迫的课题和任务。从哲学意义而言 ,文化学的本质是人的文化 ,从而文化学只有一种 ,即人的文化学 (所有人的文化学 )。文化一元论的理念与“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实践相伴随而生 ,已经成为一面革命性的旗帜 ,将引导全人类为最终走到一起而不懈奋斗     

尼古拉斯·周思塑造的中国女性寻求文化身份的历程

澳大利亚作家尼古拉斯·周思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中国女性形象,他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在异国寻求文化身份经历了从悬置困惑而出走到了解认同而突围再到混杂杂糅且包容的艰难过程。中国女性在中澳文化相遇中经过从被动受辱到主动寻求文化认同的转变,这一转变源于中澳两种文化的杂糅对建立多元性和包容性文化身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