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这种哲学精神的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属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范围,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也一直沿着王国维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就开始了,但"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虽然有西方哲学思想的支撑,也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这一纯哲学概念,但在诗学的哲学观念上,王国维比鲁迅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也更早提出,且王国维除了理论外还有哲学诗创作实践。只是,由于王国维观念的先锋和产生在白话诗之前等原因,致其诗学观念至今无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论郑敏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贡献

郑敏着眼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总体目标,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现代诗学的诸多问题,为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她高度重视诗与生命、诗与文化、诗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一种融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哲学诗学于一体的具有更高境界的大诗歌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种种狭隘、偏激、平庸的诗歌观,提升诗人和诗歌的精神境界,中国新诗才能与世界诗歌发展同步,才有可能进入世界诗歌之林。她在"结构—解构"思维影响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新诗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认为中国诗学建设要认真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诗史观,编写"健全公正的诗歌史";要大胆消解对诗歌权威的迷信,从诗歌艺术、诗歌发展的角度去客观公正地评价诗人诗作;要重新审视权威的诗歌观,认识其不足及其负面影响;要消解中心,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误导;要正确处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重视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重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西方特征,与中国古代诗学话语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谱系,其术语、概念、范畴主要是从西方输入的.在如何对待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和当代先锋诗论话语方面,中国现代诗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中国现代诗学不应该只是新诗理论,还应该包容古典诗学;不应该只是"现代"诗学,还应该包容"当代"诗学,特别是当代先锋诗歌理论.重建中国现代诗学,应该充分吸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和当代诗论思想,使它既能够有效地言说古代诗歌现象,又能够有效地言说当代先锋诗歌现象.     

吕进与中国现代诗学的体系建构

吕进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诗歌理论家。他从理解诗歌作品和诗学精髓出发 ,通过对优秀作品和其他诗学主张的全面打量 ,以诗歌的视点特征、语言方式为核心 ,提出并建构了独特的现代诗学体系 ,即新诗文体学体系。吕进的诗学体系以新诗的内部研究为中心 ,将古今融合、中外交织 ,切近新诗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是对中国诗学所进行的既求实又创新的推进。     

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观念演进论

在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史上,有六个诗学核心观念,内在地规定着中国新诗的历史分期和审美品格.这六大诗学核心观念的提出、发展和消亡,自然地造成中国现代诗学的更迭嬗变,贯穿起来构成百年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发展的完整历史.     

艾青的诗学理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与启示

(一)艾青诗学理想的主要内容:诗美是诗真、诗善的“外衣”,三者密不可分;诗美是诗人情感的闪灼与进射。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感情的真实是最主要的功能;诗美是一种完成的艺术。任何艺术美都必须是完成的艺术。(二)艾青的诗学理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及对当代诗坛的启示:它让中国新诗摆脱了格律的束缚和形式的单调,脱离了语言的陈腐、生涩和人工的雕琢,走向了口语化的道路,赋予诗以新的气息和内容,这正是我们当代诗坛应提倡和借鉴的,这样,当代诗歌才能改变被读者漠视的现象,才能走向民族的、大众的道路。     

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从"转益多师"到"自成一体"

客观地说,以新诗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诗学学科,迄今仍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门类.它的诞生,其显性的标志是吕进先生<中国现代诗学>这一论著在1990年代初期的出版行世.近20年来,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在蹒跚中不断前行,显示出可喜的发展态势.目前国内不少高校都先后成立了新诗研究所、新诗研究中心或诗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研究中国新诗和新诗理论的学术成果也显得极为丰厚.尽管如此,中国现代诗学学科的稚嫩与孱弱却是有目共睹的,有原创性的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则是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现代诗学学科的三维结构

本期"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发表四篇论文,分别对现代汉语诗歌与现代汉语诗学、现代诗学的三维结构、现代诗学的内涵和古今诗学对话发表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作者都是专门研究现代诗学或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不少思考具有启发意义.     

论中国现代诗学的诗式理论及其发展

中国新诗的形式焦虑促进了诗学对诗式问题的思考,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确立了自由体诗式的合法性,而新格律诗派的诗式理论则从艺术的本质上重新建立起了人们对诗的格律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代诗歌诗式理论在依托资源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现代诗歌体式的建立最终向中国古典诗歌回归,一方面显示了现代诗学与传统的接续,一方面也使得现代诗式的理论探讨逐渐退出了现代诗学的中心位置。     

古典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及其现代性前景

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就是“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和“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即“诗论”与“诗思”。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变革,是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回应这一要求,所以,就需要重估中国诗学解释学传统。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合理性出发,并以此为根基,同时,与西方诗学形成真正深层的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诗学的生命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和价值意识。     

解读王国维"治学三境界"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中西诗学对比的研究成果,其中著名的《人间词话》则对中华传统文学中的诗词境界有着独到的见解,词话中"治学三境界"尤为后人所赞叹。这三种境界正是三首爱情词的巧妙演化,内容不同,意境关联,在今天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体例角度看朱光潜《诗论》的未完成性

朱光潜的《诗论》是中国百年新诗史上最具科学性和逻辑性的诗学论著。《诗论》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基础上为诗话到诗学的转变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但是在体例上还有不够统一的地方。《陶渊明》一章与全书的体例不协调 ,这说明《诗论》具有未完成性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     

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

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通过对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介绍,他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他还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根据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从而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现代浙籍诗人诗歌翻译与中国诗学的嬗变

以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新诗的发展为纲,概述了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浙籍诗人域外诗歌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实践,探讨了群体的诗歌活动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重估了现代浙籍诗人群体译诗对中国新诗学建构的应有贡献。     

余光中诗学对内地新诗创作的启示

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学理论对内陆地区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饱满诗风品格,对反文化至上者、仅"写我"创作心理有良好的引导作用;其独特创作技巧对内地新诗的诗行、分段等有一定的启发;其融古典于现代的创作理念能促进内地诗人、批评家对传统文化重新思考。     

胡适白话诗学的现代阐释

胡适现代诗学创建于“五四”前后,它的核心理念是“诗体的大解放”,环绕它的“白话利器”论与“自然音节”论则是与之相辅相成的两个命题,它们三位一体构成胡适的新诗学。近百年对其评述有毁有誉,但若重新发现、重新解读,便会真正认识胡适诗学的理论价值及其所具有的对于汉诗解构与建构的内在张力与不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