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反思困境

启蒙辩证法作为对现代性的总体性反思,仍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发生场域——商品拜物教。主体性形而上学与传统异化逻辑的二元对立正是启蒙辩证法的精神实质,也是现代性的异化逻辑的表现。启蒙辩证法未必具备自身标榜的总体认知能力,也未必具备对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潜力。它仍然没有摆脱现代性的初始矛盾——抽象和具体的矛盾,单纯理性的反思最终必然导向理论的乌托邦形式。     

五四散文的审美现代性救赎

审美现代性作为启蒙现代性的衍生物和对立面而存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上,启蒙现代性长期处于一种显性位置,而审美现代性则往往被遮蔽。五四散文以其个性体验的自我诉求、艺术表达的激情美感和散文文体的形式自由某种程度地张扬了甚至是弥补了五四新文学思想启蒙的现代性追求。     

信念的重建——“五四”与现代性

对五四的估价，要采取历史主义的进路。对五四得失的分析，要集中在它对现代性的引介，尤其是对汉语文化语境中现代性话语建构的主题上面。以前者言，五四对传统的批判与拒斥，因据有历史根据，显示出合理性；以后者言，五四建构的现代性话语，已脱开西方文化语境，具有切合汉语文化语境需要的独立性。在当代视野中，继承五四现代性言说的基本精神并超越五四，则是大势所趋。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 --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

五四文学思潮的性质历来被归结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但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看,五四文学思潮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最初的、局部的批判。浪漫主义反抗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现实主义批判现代化对人的价值的毁灭。五四文学鼓吹现代性,包括科学和民主,而不是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思潮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启蒙主义。虽然五四文学也引进和借鉴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由于启蒙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选择和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心理——从“五四”启蒙运动讲开去

20世纪初,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因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因此又被称为"五四"启蒙。这场运动将以资本主义配置为典范的现代性观念广泛传播,但最终中国还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文化心理上来看,这其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即"五四"青年传播的启蒙思想本身存在误读,混沌不明;近代中国的启蒙一直面临着"救国存亡"的压力,社会主义更好地回应了富国强民的需求;儒家传统文化作为群族心理和生活方式参与进现代性建构,影响着民众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上海叙述

从晚清到五四,多元现代性逐渐定于一尊。五四文学大多从启蒙现代性出发,将城市视为与新文化对立的旧文化环境,与乡村无异。20年代末期,现代性又呈多元状态。左翼与海派从城市现代性出发,前者表现上海城市的殖民性与无产阶级政治,后者进行对于上海日常消费角度的西方性想象。     

启蒙的式微与传统精神的归隐--对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再评价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使儒家文化历经了两千多年来最为复杂、严峻的考验,启蒙思想家们以否定的方式猛烈地抨击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结构.但已经渗人中国民族血脉的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因为短期功利而受到颠覆.尽管如此,当"后五四"时代的来临,启蒙主义的式微,五四作为一个民族记忆和传统精神,在历史分期里我们真正反思的时机才刚刚开始.     

论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到激进的政治革命,目的都在于推进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推进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他们发起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都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激烈的文化反叛,使其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也就失去了建构新文化秩序的基础,最终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五四文化启蒙注入了新的现代性的内涵,但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进展,对建构新文化秩序却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现代性之性别立场：彷徨与追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位“恶女人”形象比较

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个具代表性文本的细读与比较，可发现两性叙事中，“恶女人”形象酷似的表象下，沉潜着本质不同的性别立场与现代性追求。男性叙事中强烈的启蒙诉求背后，凸现了男性现代性性别立场的犹豫与彷徨。在女性文本中，“恶女人”之“恶”是女性意识的象征，鲜明的主体意识、女性生命意识已成为女性话语的明确追求，这种性别意识的现代性追求在文化层面上承续并丰富了“五四”文学开启的启蒙现代性内涵。     

启蒙现代性之尴尬——与《五四遗事》有关的遗事

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写了两对五四青年追求高雅的爱情而最终落入世俗的故事。《五四遗事》是关于启蒙现代性的命运的叙事。启蒙现代性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酿造了“启蒙”和“救亡”的国家意志,而且还构想出一种“伟大爱情”的神话,作为元叙事来教化和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作为宿命论者的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尴尬;她既拒绝审美救世主义者用诗意来超越日常生活,也无法像鲁迅那样以社会革命论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     

茅盾的矛盾——思想史视野中的茅盾小说

从思想史角度,对茅盾小说中两大形象系列——知识女性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重新解读,认为茅盾对大革命前后知识女性人生悲剧的描写,意在反思和批判“五四”启蒙的思想与历史局限,同时也流露出对“五四”启蒙的眷恋。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国悲剧的叙述,在政治意识层面力图对他们进行现代性否定,但在思想史层面实际上描述和表现了他们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作为实际承续和完成着单纯的思想启蒙所不能完成的现代性启蒙,构成着对思想启蒙的互补与完善,而且这种物质层面的现代性诉求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层面,对人与精神的现代性改造和再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重要性和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化工业及其现代性根源——从“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说起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作出版了《启蒙辩证法》,对现代理性及其启蒙作了深刻反思和否定性批判。阿多诺在第二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对文化工业作了详尽分析。文化工业即是在文化领域采取工业化的组织形式,具体表现出标准化、技术化、商品化的特征,并进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是文化工业产生及发展的现代性根源。     

吊诡的神话与启蒙辩证法：批判诠释学刍议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影响深远。学者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点局限于现代性、科学技术、文化工业以及批判理论社会学,忽略了其诠释学意义的探讨,本文则力图通过对神话与启蒙辩证法的文本分析,从《启蒙辩证法》的某些细节中来讨论批判诠释学是如何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核心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通过内容的逻辑与形式的逻辑得以阐释的。     

艺术“突围”与文化“暴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化启蒙关系再梳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通过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思想的输入和宣扬,从思想文化层面启蒙愚昧麻木落后的国民,但其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的分离,却使得"五四"启蒙最终陷入了"启而尚蒙"的悲哀;20世纪80年代文学试图延续并完成"五四"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远离了现代启蒙精神,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的命运,并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所解构。然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传统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滋养,因此,启蒙并没有终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兼与林毓生先生商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戊戌以来文化演进的延续，又在历史内容、社会主体和实践效果方面具有文化复兴的更高价值。对袁世凯政权的批判、文化革新的远大目标、道德现代化的趋向和五四新传统的形成，是五四启蒙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八十年代以来之低估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论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五四学人的思想实际上，都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证明     

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近年思想界以现代性的视野对"文革"与"五四"进行反思时伴随着误读的现象."五四"、"文革"与现代性"信仰"之间各自形成了某种"异化"而又迥异之关联,前者是对信仰的误读,后者则是对信仰的亵渎.亵渎信仰,"文革"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催生出现代性因素;误读信仰,"五四"科学主义、进化论式的现代性诉求亦值得反思.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思潮已孕育着现代性反思的萌芽,即以人性为基本评判准则的人文诉求."立人"的命题在今天理应赋予符合时代内在需求的新的内涵,即夯实现代性的人性论基础,切实获得现代性的信仰维度,从而通往人的自由和超越.     

关于五四以来革命文化传统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是革命文化的源头；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文化继承五四新文化爱国主义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与革命斗争互相促进，为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五四时期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精神文化传统萎缩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化在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之后，政治文化趋向成熟，物质文化得到重视，但精神文化滞后。重视政治文化、集体主义和传统是革命文化的突出特征，精神文化、个性主义和文化创新有待加强。革命文化是一个大系统，需要三个子系统互相促进方能永葆青春。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五四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五四启蒙对自反性精神的抛弃以及启蒙的"他者"特性反映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便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神话。我们应当对启蒙话语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影响展开反思,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的模式,很容易对五四启蒙话语产生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