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异化——《喧哗与骚动》人物悲剧的创作根源解析

《喧哗与骚动》是以人性的异化来揭示美国南方社会压迫人性的罪恶。福克纳非常关心人本身的存在价值，他向往着尊重人性的理想境界。因此，他对美国南方的清教和种族主义充满了愤慨，对被蹂躏、被压迫者充满了同情。他强调“人，只有在他的个性中才能得到拯救”。他痛心地感到社会用各种方式“剥夺”了人的个性，人性越来越被社会所异化而失去人的本性，成为被泯灭了内在本质的社会与宗教的附属品。正是由于他对美国南方社会压迫下被异化的人性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才使得他创造了《喧哗与骚动》中那么多被异化了的悲剧人物，使他对异化人性的罪恶揭露与批判显得坚决有力。     

人性的超越——蒙田随笔引论

蒙田的随笔贯穿着一条耀眼的红线———人性。他追问人性 ,陈述人性的谬误与悖论 ,但他并非是不可知论者和悲观主义者。其目的在于使人类进一步认识自我 ,从而超越人性 ,完善自我。他超越人性的“生活哲学”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不乏真知灼见。但又打上阶级的烙印 ,暴露出他作为一个“穿袍贵族”在社会变革面前妥协、调和、折衷的一面。     

人性假定的历史分析

不同的人性假定模式应置于与之相对应的历史背景下研究。对人性假定的历史分析 ,可以揭示其伦理性的工具价值 ,辩证展示人性假定的社会功能 ,以期为当代社会的人性假定提供借鉴。     

高晓声乡土小说创作的文化反思

高晓声的乡土小说切入民族的文化、人性的核心，对建国后党的农村政策、农民的生活道路重新审视，阐释了农民曲折命运的根源，具有强烈的辩证力量、哲理意蕴     

文化的、自由的人性——弗洛姆的人性论浅析

弗洛姆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个拥有终极关怀的社会人文学者，他毕生关注当代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在这种关注过程中，他阐发了他对人类的看法，阐释了自己的人性观。弗洛姆的人性观是独特的，是一种文化的、自由的人性观。它认为面对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人类应抛弃商品拜物教，学会放弃、解脱物欲对自己人性的枷锁，以此培育人类的自由人性。     

苏轼辨孟考

苏轼毕生都对孟子思想持有辩证的态度，他真诚地尊孟，于孟子之学深入有得；亦严肃地辨孟，与孟子展开深刻的思想对话。苏轼辨孟可条为四端，或为误读《孟子》，或为质疑孟子所言不符事实，或为担心孟子的立论为后人误解，或为观点确与孟子不同。南宋尊孟派据其最后一端视之为非孟派，所论虽欠公允，但亦确有所依。苏轼辨孟之关键在于孟子辨性善，苏轼认为人性虽有向善之倾向，却无善恶之属性。苏轼以情本论立言，固有会通儒道之意，却背离了儒家在性理维度上对人性的根本规定，南宋理学家视其为非孟派，亦可谓直抵本根。     

关于人的本质演进的辩证审视

认为人的本质是由“兽性”与“人性”共同构成的。从共时性上看 ,人的本质是“兽性”与“人性”具体的统一 ;从历时性上看 ,人的本质是“兽性”与“人性”历史的统一。人的本质的演进过程也就是“兽性”不断摆脱、“人性”不断生成 ,实现以人性为主的人的双重属性辩证否定的过程     

论康德形而上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康德率先突破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欧洲大陆占统治地位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开始用辩证思维理解人性。在对人性辩证理解的基础上,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内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建立了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因而辩证法思想在康德建立形而上学理论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唯心·客观·辩证三位一体--黑格尔英雄史观解析

黑格尔的历史观有3个特征唯心性、客观性和辩证性.唯心性使他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抬高英雄和贬低群众,因此他的历史观无疑是英雄史观.客观性使他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生产劳动的积极意义,承认英雄活动的历史制约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因而他的英雄史观中包含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辩证性使他论述了英雄和群众、英雄和时代、动机和结果、自由与必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他的英雄史观独具特色,成为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阶.     

从《萧萧》看沈从文文化心态的矛盾

在乡下与城市、自然与文明之间,沈从文无疑是选择了前者,但他的内心也是矛盾的:当他通过笔下臆想的湘西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时,现实的湘西却如影随形地追逐着他,使他的笔端带上莫名的忧愁;当他为自然人性大唱颂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人性之“常”难以适应时代之“变”,他想在变中求生,却又害怕变带来人性的堕落。《萧萧》是可以解析沈从文文化心态矛盾的一个典型文本。     

人性真恶论视野下的《变形记》研究

基于人性真恶论对卡夫卡小说《变形记》及其本人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主人公格里高尔及其父母、妹妹的人性之恶,以及作者以假写真、以恶写善、以丑写美的对比写作手法,然后从寒鸦、虫视角和恶的辩证角度,探讨卡夫卡本人的人性问题。经过研究发现,卡夫卡及其作品包含着丰富的人性异化的理论,提醒当下的人们要在充分意识到人性之恶的基础上坚守善的原则,让自己变得强大,使社会变得美好。     

《老子》辩证的祸福观及现代启迪

祸福是与人生同在的两种不同的境遇、体验。《老子》提出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思维。《老子》辩证的祸福思想有其理论依据，也需要现实条件。它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当今人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组织、国家利益方面，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仍富有现代启迪。     

论货币化与人性的异化

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货币经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丰富多彩的需要是通过货币符号这个“万能之物”实现的。这就有可能使一些意志薄弱者拜倒在货币符号下而形成货币拜物教,导致人性的扭曲甚至异化。由于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一些人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货币,形成了在经济活动中既离不开它、思想上又害怕它的矛盾心理。因此,从经济哲学视角探究货币与人性及其相互关系,客观、辩证地分析和对待货币,充分发挥货币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功能,限制和克服其负面影响,防止人性异化,树立正确的货币观,是很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巴黎手稿》与教育观的萌芽（续）

《巴黎手稿》与教育观的萌芽（续）任钟印三、《巴黎手稿》中人性与教育原理的有关问题在《巴黎手稿》中，在人性问题上，马克思不但抛弃了费尔巴哈的以爱神为至上神的三位一体论，改造了黑格尔的抽象劳动观，而且，他没有停留在对共同人性的一般承认上，而是深入到人性问...     

人的社会性阶级性问题的历史反思——兼评“人性便是主体性”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在人性问题上的种种理论观点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和辩证的分析。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与以往一切人性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作为人性问题的核心,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针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出现的某些理论混乱,文章强调指出,抽象地谈论人性,否认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以至认为人性即是主体性等等,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论《山月记》中李征虎变及其人性的重建

《山月记》的主人公李征在仕途与诗途上都遭遇挫折，最终虎变。李征从人到虎的变化是其人性灭亡的表现。他以与旧友袁惨的偶遇为契机，进行自我剖析。李征的人性在虎身之中反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完成了人性之重建。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对当前幸福指数研究的辩证思考

分析幸福指数提出的背景,并对当前幸福指数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提出今后在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科学构建幸福指数评价体系过程中,应辩证处理好的五大关系,即:辩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主导的关系,辩证处理好指数评价中的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的关系;辩证处理好幸福指数具体指标的柔性运用与刚性运用的关系;辩证处理好GDP指标与GNH指数之间的关系;辩证处理好持续行为与短期行为之间的关系.     

辩证解释学: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初步比较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对伽达默尔诠释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及其关系可从四个方面阐释:严格的解释实践与不严格的解释实践、语法解释与心理解释、解释学循环、我们能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得更好。这四个方面的思想都对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从解释学的辩证法方面来对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进行比较,比较异同,评述关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辩证解释学方面,施莱尔马赫堪称伽达默尔的先驱,他开启了西方解释学后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伽达默尔继续开拓这个思想方向并使之发扬光大。     

评马斯洛的人性理论(一)——兼论人性的生物学基础和社会学基础

通过对马斯洛人性理论的核心内容——人的基本需要的考察分析，指出马斯洛的人性理论存在着以下基本错误：一方面，他力图严格区分出人性的本质方面与非本质方面，强调人性在其本质上是由生物学基础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学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他又将人性中由这两种因素决定的内容混淆起来，简单地用生物机体或遗传天性去解释人性中许多极其复杂的需要，从而忽视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性的重大影响以及人性的变化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