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意识分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与创作是各种矛盾的结晶体 ,他既怀疑上帝的存在 ,又对宗教表现了一种狂热的依恋。陀氏对宗教的皈依 ,出于道德与情感的需要 ,出于逃避现世的苦难而到宗教的虚幻境界中寻求慰藉的解脱。     

陀思妥耶夫斯基

弗·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在他优秀的作品中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无限的同情描写那些在沙皇俄国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底层的人物:城市贫民、小职员、农奴、孤女、贫苦的大学生……,而对於贵族农奴主,对於沙皇的官吏,对於俄国及西方的资产阶级则级予无情的揭露和打击。他反对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象。他憎恨金钱的權利。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充满了矛盾,这就使他的创作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复杂的现象之一。在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作过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同路人。他的现实主义的才能和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倾向也曾受到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但即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     

都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郁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文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中国人民熟悉和喜爱的俄国作家。他的小说大都译成了中文,其中多数有两种以上中译本。陀氏的创作对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乃至当代文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最早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新青年》杂志。1918年正月出版的该刊4卷1号上发表了英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与列夫·托尔斯泰齐名的俄国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称他是“第一个伟大的小市民小说家。”高尔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就艺术表现力来讲,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社会心理小说的创始人。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其主要作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罪与罚》。 今年11月11日是陀氏诞生160周年,2月9日又是他逝世100周年,苏联将广泛开展纪念他的活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1年的重大节目表中也列入了这位作家的纪念日。苏联《外国文学》杂志今年一月号刊登了该刊为纪念陀氏而举行的座谈纪要,发     

论宗教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孤独的消解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孤独天才。宗教和宗教的忏悔意识、爱的思想成了他们消解孤独的重要手段。     

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可能性——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拯救主题

在人与上帝的二维向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展开了寻求拯救的主题。小说通过拉斯柯尼科夫等人的悲剧,否定了人企图取代上帝实现自我拯救的可能,昭示了人的有限性;通过索尼娅等人所持守的十字架精神,展现了人在上帝中获救的无限可能性,但现实与历史又把信仰置于永恒的怀疑中。小说对于人与上帝的可能性考察并没有完成。这种对话的未完成状态,正昭示了真理的开放性和拓展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基督教精神

信仰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核心问题。他用纯粹文学的方式探讨神秘的信仰 ;用人性的眼光 ,解读俄罗斯的基督教精神。作家把俄罗斯下层民众在苦难中所表现出的虔诚信仰和坚忍品质 ,看作是带领俄罗斯走出苦难、走向未来的保证。而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青年对基督教的反叛 ,在作家看来 ,只会使人们精神迷乱、道德堕落 ,最终导致社会失序。在信仰的层面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展示了复杂多变的人性。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特征的二重性

一、序 论 在世界近代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享有极崇高的地位。在西方,由他所引起的崇拜热潮经久不衰。他不仅属于过去的时代,而且属于今天,现代人在他的艺术著作中发现了许多强烈的精神共鸣,因而他的声誉日益高涨。他对于中国读者也有莫大的吸引力,是最早,也是最全面地被翻译介绍进来的俄国作家之一。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与评论几乎不提他的名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讳莫如深的原因,也许如下种种: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 ,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 ;另一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 ,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 ,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 ,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在早期的翻译文学中,对日本"私小说"影响最大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部分以内心独白、心理分析见长的风格化小说。小说《罪与罚》,以其细致入微的"自我"剖析、现实情境与意识流相融合的创作手法,对日本近代小说中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对日本作家认识或表现近代化的"自我"状态,皆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意识分裂性

<正> 一对十九世纪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基本美学性质,历来有不同看法;如心理小说、忏悔小说、悲剧小说、思想小说、复调小说等等。其中“复调小说”是苏联著名评论家巴赫金在他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提出来的,它在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目前我国一般人对此还不甚了解,有必要对它作番简短述评。下面就是巴赫金对这个概念的集中表述: 许多种独立的和不相混合的声音和意识,各种有完整价值的声音的真正的复调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点。不是许多性格和命运在统一的客观世界中根据作家的统一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展开,而正是许多价值相等的意识和它们各自的世界在这里不相混合地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巴赫金一再强调:在他以前和同时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或者只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内容(即主题、思想、生活意义等),或者把这些东西与结构形式混为一谈,因此都不能真正穷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美学意义;而“复调小说”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     

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天鹅之歌—— "普希金演说" 研究

"普希金演说"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推向了顶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纪念普希金为契机, 重申了普希金及其作品对看待俄国历史和当下现实的积极意义, "演说" 的焦点仍然是关注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及为俄国未来道路的忧思, 囊括了其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素. "普希金演说" 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亦对后世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对尼采哲学立即作出反应

洪永平同志《鲁迅与现代主义》一文(载《鲁迅研究》1983年第4期)旁征博引,立意颇新,读后大受裨益。但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鲜明的现实性还表现在对于时下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尼采哲学立即作出了反应”恐有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卒于1881年,《罪与罚》则成书于1866年。尼采生于1844年,卒于1900年,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基督式人物的成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存在着相当一批具有共同特征的正面人物 ,他们是心地高洁、善于隐忍、自我牺牲、爱人如己、人间基督般的同质异构体 ,笔者名之为“基督式人物”。本文从伦理需求、宗教情感、人格发展几个方面论述这类人物的创作成因。作为一位“追求、斗争、动摇和信仰的时代”中的作家 ,陀氏力求分析社会生活所提出的迫切和病态的问题 ,并对其作出积极的回答。他认为 ,当前的乱世是历史向未来黄金时代过渡的危机阶段 ,人类依靠张扬内心的优良品质可以重建纯洁与和谐的社会形态。弘扬道德需要借助完美的人格榜样 ,而基督正是作为一种超常的道德凝聚力 ,把大家维系在一起。以基督为原型构想的主人公在思想的纯净和行为的高洁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是陀氏在作品中为人类设置的崇高的人性标准。对于作家来说 ,基督式人物是从他自身无限缺憾的本性中孕育的完人 ,是他在爱与美品格上潜力无穷的“超我” ,这一受到有涯生命的限制未能得到充分开发的“超我”在其虚构世界中得到极致的展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残酷的天才”小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称号——“残酷的天才”,在我国的研究者中间是很流行的.人们把这一称号当作是对陀氏的赞誉,或对其创作个性的概括.其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史上,“残酷的天才”这一提法本来并不是赞誉,倒是相反,主要表达对这位作家的否定性的评价.并且由此引出一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残酷”的吗?换言之,“残酷的天才”这一提法能够正确地概括这位作家的创作个性吗?不同的答案,反映了各派批评家对这位作家的不同评价.“残酷的天才”的版权属俄国民粹派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1842—1904),出自他1882年以此为题发表的长篇论文.     

宗教语境下的超越型自杀者——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自杀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众多自杀人物中以宗教意义上的自杀者最为常见,可称为宗教语境下的超越型自杀者,其典型是《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和《荒唐人的梦》中的荒唐人。他们以超越的方式赋予了自杀最大的权力,并以这种权力质疑现存的一切,并建立起超越性质的理论空间和理想空间。这不仅是对哲学意识形态的思考,还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探索,更是对人超越本性的试验性考证。     

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我在之思”

作为一个1 9世纪的文坛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今天散发越来越撼人的魅力,是什么在作怪呢?笔者认为,是"诗者之思"的力量."思"是人的一种建立在"自我认同体验"基础上的"自我内在批判"."思"可以为文学培养生命的感受力与审美的体验力,并同时为文学积淀价值的光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毕生的文学创作中不断的在心理体验(忧郁,虚无,安宁)中认同自我,触动那深层的令人生畏的自我,然后在不断的心理认识(困惑,焦虑)中反思自我,拷问那灵魂的令己不安的此在.是"诗中有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风格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