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一代”35岁成生死线

"幸福经济"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曾有人发问,如果GDP的增长不能让人们更幸福,政府为什么还要致力于GDP的增长呢?当下"茫一代"既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蚂蚁雄兵,也是被经济高速发展"副作用"所中伤的一代,他们是否幸福、如何才能幸福,是中国社会经济代际变迁的注脚.     

不丹的启示：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

超越GDP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GDP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很少听到中国人说自己的幸福也高速增长了。GDP增长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目标，也一直是20世纪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中心。在金融海啸的影响之下．这个中心受到了震撼。一股另类的潜流开始呼唤“超越GDP”。     

让好看的GDP和真实的幸福感一起成长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居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也与日俱增。因为不断增长的GDP,并没有转化为居民真实的幸福感。让幸福与经济同步增长,把好看的GDP与居民真实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成为最大的民生诉求。在居民眼里,幸福不仅体现为耀眼的GDP数字,更表现为他们腰包里鼓鼓囊囊的钞票、餐桌上丰盛可口的饭菜、脸上流露出的温馨笑容和心里纵情流淌的欢乐。令人欣喜的是,今年的两会,各地政府将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明确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承诺十二五期间使民生改善达到新高度,设计的民生工程项项关乎民之所愿,件件维系民生幸福。政府将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从居民最急、最难、最盼的事做起,实现GDP和民生幸福的最大化。     

让好看的GDP和真实的幸福感一起成长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居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也与日俱增。因为不断增长的GDP,并没有转化为居民真实的幸福感。让幸福与经济同步增长,把好看的GDP与居民真实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成为最大的民生诉求。在居民眼里,幸福不仅体现为耀眼的GDP数字,更表现为他们腰包里鼓鼓囊囊的钞票、餐桌上丰盛可口的饭菜、脸上流露出的温馨笑容和心里纵情流淌的欢乐。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分解为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和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增长"两项,通过多层级政府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增长方面的效应并不同步,而且还呈现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搜集中国省、市两级政府2000~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但对其两个分解指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影响较弱且不甚显著;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计划外经济增长的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影响由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的。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分权通过不同程度地推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际经济增长。     

解读2012年GDP预期增长目标7.5％

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目标7.5%。是基于对国际和国内客观经济形势作出的科学判断,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2012年GDP预期增长目标7.5%的增速仍是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它只是一个宏观面的指标,并不是微观面的指标。     

中国减速不全是坏事

对于中国来说,2013年正在成为一个"GDP增长目标出现可信萎缩的"年份.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务院将经济增长目标由之前的896下调至75％.近日,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96,声称更低的增长数字也是可能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是真实的,但却是相对而言的.尽管政府已告知不要为GDP太过担忧,而应更加关注生活质量.但是,投资者们仍将焦点集中在原始指标上.     

八年攻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

"只有GDP,可能不一定幸福;但如果没有GDP,一定不会幸福。"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了经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系——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     

国民幸福感究竟如何测度

如何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然而,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国民的社会福祉、增进国民的幸福程度,国民幸福感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我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已经显著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但经济增长向国民幸福的转化依然存在着广阔的改进空间,而国民在生存需要有效满足之后也必将更加关注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满足。据此,单纯从经济增长维度去理解社会发展越来越暴露出狭隘性,     

各地普降GDP增速,为又一个经济周期筑底

正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1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完成年度7.5%的目标。这已经是GDP增长连续3年放缓,且创下14年来的新低。不仅如此,在已经召开的26个省区市的两会上,有20个省份下调了2014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新周期后又一次筑底的开始。     

未定稿

正让"三大发动机"成为经济发展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要让"GDP中心论"回归经济发展的正途,必须"三管齐下"。一要转变观念,将经济增长当手段而非目的,综合考虑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经济环境改善、民生福利增加等目标。二要改革制度,特别是有针对性地改革政府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让企     

2012地方增长为调结构留足空间

根据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31省市对GDP增长目标的设定普遍低于去年实际增长,其中,天津的降幅最大,达到4．4个百分点,仅海南省增速比去年实际增长率高出1个百分点,达到13％、、广东、山东、浙江、河北、上海、北京所设定目标值均低于10％,北京、上海GDP增长预期目标甚至只有8％,其他地区GDP增长目标均在10％及以上,其中,贵州省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最高,达到14％,     

积极应对第五个景气时期

消费景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个景气时期,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消费增长对GDP增长具有主要贡献份额,经济增长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这个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对较快,足以抵御劳动成本的较快提高,促使企业在工资较快增长下仍具有较好财务状况。国民经济在分配向劳动倾斜的总体格局下,企业仍具有足够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经济增长仍相对较快。积极应对第五个景气时期,对提升我国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GDP和幸福衡量标准

GDP是为了衡量市场(不包括家庭)的经济活动,源自对市场生产和就业的考虑。然而,就国民的幸福而言可能与国家的产出有明显差异,将GDP作为幸福的衡量标准是不适合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曾对幸福的衡量标准提出过十二条建议,十分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本着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精神,应当改进幸福衡量标准,并将改进后的标准作为决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幸福导向型产业的意义和启示

课题背景：2008年2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提出GDP作为一个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有重大缺陷。建议用“国民幸福指数”（GNH）取代GDP。斯蒂格利茨等人报告摘编版，就是《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一书。本书也随着汪洋的公开推荐，迅速成为广东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热门图书。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创新发展农村服务业

湖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众多,虽然近年来农民增收幅度一直高于城市居民,但保持高速增长的压力日益显现。随着城乡“四化”同步快速发展,我国服务业的超越发展期已经到来,国家服务业“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47．1％,其中现代服务业和农村服务业将是增长最快的领域。     

福建省FDI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结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对福建省FDI,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在长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短期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微弱。而出口贸易在短期和长期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FDI和出口贸易都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但GDP既不是FDI也不是出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福建省FDI和出口贸易的变动是GDP增长的原因,但GDP的增长并没有有效地促进FDI与出口的进一步增长。     

浅析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

从税收收入与GDP的关系出发，分析了GDP核算方法中与税收的相关性和二者增长的同步性，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宏观税负的研究进程，提出了可税GDP和应税GDP的概念及对我国税收收入计划的积极作用。     

落实科学发展观须调整绩效导向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都把追求经济增长(即GDP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绩效目标而全力以赴,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一届政府或一任领导的政绩也主要由此而定。这种以GDP增长等经济指标为取向的绩效导向,虽然使经济发展暂时取得了成绩,但它也是造成政府职能“错位”或“缺位”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等问题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