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哲学的形成和影响

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中西哲学不同的理论传统.就其主要宗旨而言,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乃在于在一种超时间的无限中重现自我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在于在时间之内的无限绵延中实现自我;同时,这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决定了中西文化在伦理观、科学观及审美观上趣旨之迥异;而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建设的任务不是在西学与中学之间扬此而抑彼,而是应走向二者的结合与会通.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述评

文化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20世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密切相关,而在中国则是社会转型的深刻的文化显现。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域中展开的,而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基本层面上展开,涵盖了文化的界定、文化的结构层次、文化的功能、文化哲学的对象、文化哲学的主题、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传统文化模式批判、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冲突、文化转型、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众多问题。文化哲学在21世纪将成为最有影响的哲学范式或哲学形态,要推动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化,就应当在建构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和转换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两个方面下工夫。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器:“备物致用”与“备而不用”之间——一种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式“用具形上学”的分析

从一种比较哲学视野出发,本文指出和西方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亦存在着一种“用具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还为我们揭示出了中西“用具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西方传统的“用具的形而上学”的“用具”仅为“有用”的“用具”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用具”则体现为“备物致用”的“用具”(用器)与“备而不用”的“用具”(礼器)二者兼而有之;进而,如果说前者基于“用器”之用,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而为我们更多地彰显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的话,那么,后者则基于“用具”的“用”与“无用”的二重性,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使中国哲学既走向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又走向了“目的性”消解的“天”之道,而游刃有余、从容中道于“天”、“人”之间.无疑,中国哲学的“器”的二重性的揭示,不仅以一种体用不二的方式使其亦“天”亦“人”之道的哲学之谜得以破译,也为“器的文明”旗帜下的现代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器用实践方式的借鉴.     

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所面对的文化传统与外来挑战

要想建构一种既适应时代要求、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哲学新形态,首先必须深刻地反思自身固有的思想传统和外来文化的现实挑战.我们所面对的思想传统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家思想二者,前者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影响,逐渐丧失了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功能;后者则在当今时代风雨飘零的情况下急于复兴重建,却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批判精神.如何确立起一种批判意识尤其是自我批判意识,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思想现代化的共同关键所在.另一方面,西方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的长驱直入,以及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对于信仰缺失的当代中国人无疑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现实的挑战,显然也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重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及其传统

马克思早年接受了赫尔德、维科以文化哲学为内核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浪漫主义思潮,晚年又接受了文化人类学的思想。他把这些思想融入哲学创造之中,创立了以实践和辩证法为内核的文化哲学理论。这一理论分别表现在马克思对自我意识的研究、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之中。在自我意识的研究中,马克思以偶然性和人的自由为主题,分析了感性人的存在的内在矛盾,建构了人的自我创造活动的本体论和实践的文化哲学研究范式。在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以实践、异化劳动为主题,分析了人的历史性存在和发展,阐发了充满否定辩证法的历史主义原则。在历史规律的探讨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民族发展为主题,探讨了人的创造活动与历史规律的关系,建构了文化哲学的历史理论。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理论,马克思才超越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创立了自己的实践哲学传统,而拉法格、拉布里奥拉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在不断地解读马克思的这些文化哲学理论中,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因此,如果不研究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就很难在深层理论上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变革的意义,亦难以理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特征分析

文化哲学的形成由文化的转型与人的存在问题引起,文化哲学特征的内容由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决定。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人存在与文化构成的结构系统是基本问题的内容,文化哲学的特征则体现了文化哲学研究的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文化哲学研究的内容是不同的。中国当代文化哲学的特征有其丰富的内容,不仅包括了文化、生活实践,更主要是人的解放。文化哲学的特征一般由这三个方面构成。     

怀疑和批判精神: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因素——诺贝尔奖颁奖100周年有感

哲学是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基质,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则决定了科学的所有本质特征.因此,科学与哲学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向前发展,与西方文化中的怀疑和批判传统、理性主义传统等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要想在科学上赶超西方世界,就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加强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熏陶,就必须首先具有对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哲学的中观视域

进行中西哲学比较,进行任何哲学化而非哲学的思考,至少可以区分出两大传统: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经过海德格尔的整理与研究,西方哲学传统在长期的徘徊与歧出之后,应当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道论".而在这里,中西方哲学传统不期而遇了.我们的中观论,借助了大乘佛学的中观方法,其宗旨是在中西哲学传统比较下同时接续上西方古希腊的哲学传统.用西方哲学的语汇述之,中观思维可以说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这种中观的哲学观,虽然突出了过程与变动,并且是从海德格尔返回到希腊古义,其问题却承接康德而来.这就是:它的问题意识来自于人的生存处境.康德将人的生存处境视为一种"悖论",中现论则试图超越之.中观式生存是以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这种两元结构作为前提条件的.中观哲学观作了一番大体的透视,知道观有两种:有观与空观.透过这两种观,世界在人面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即"有的世界"与"空的世界".故中观哲学对存在问题的理解看来是海德格尔与康德之合.中观哲学有体与用.如果说中观哲学之体(本体)源自于人的生存本性的话,那末,中观哲学之用(运用)则是人与其周遭世界打交道的具体方式.     

实用主义:美国外交战略的哲学理念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都有自己的哲学理念。根植于美国独特历史文化中的实用主义 ,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哲学理念依赖于两个前提 :一方面是其作为大众哲学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另一方面是其作为“官方”哲学对美国外交战略决策者文化价值观的塑造。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美国外交战略 ,在实践上具有战略决策的短视性、政策执行的随意性、战略关系处理的灵活性、价值观上的双重标准以及外交实践上的言行不一等特征 ;而从思想上看 ,如果说孤立主义反映了实用主义的务实传统 ,那么扩张主义则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创新”(或冒险 )精神。如果说现实主义表征的是实用主义的“功利”灵魂 ,那么理想主义展现的则是实用主义的“合法”衣衫。     

中西哲学的元范型阐释

元范型是指对一般范型具有支配、渗透和统摄作用的范型,它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优先性和总体性。中西哲学中的元范型产生于各自特定的文化土壤,为各自先民的生存条件所决定,也同其创始者的元典建设有关。从比较的意义看,中西哲学的元范型有两对生命模式与技术模式、气化理性与实在理性,这一认识为中西哲学的范型研究开显出一个新的视角。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性征的研究

张岱年先生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即中国哲学在整体结构上具有本体论、致知论(认识论)、道德论三者统一的特点。具体包括:本体论上本体与现象的统一;生活与思想、理想一致;重人生而不重知论;唯物主义与辩证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在哲学发展中的深刻影响。张岱年还探讨了中国哲学特色的成因。     

从中西比较看西方美学范畴的特质

对中西哲学、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可从美学体系的学科性和思维方式,从中西美学范畴产生和存在模式可以看出,从中西哲学、美学范畴的历史等角度入手,从而辨析中西美学范畴的差异与基本特点;西方美学范畴在内涵上具有确定性、变异性和科学逻辑的学理性等特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

为适应当代世界和中国的深刻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处于自我革命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世界，大胆吸取当代西方文明成果；要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关注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提出的时代课题；要认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继承和弘扬中国哲学的精华；要大胆创新，形成诸多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新体系。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

从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尝试着从大量经典中梳理出“中国哲学”,他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了若干重要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内涵,在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如果“中国哲学”受制于西方哲学框架的限制,便会失去其丰富的涵义。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作出贡献,必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前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界,使“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特殊的名词概念也不必套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可以采用音译加注释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保持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哲学对话

哲学对话已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与中国哲学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及其特色最为直接的方式,也为在生活和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所必需。与西方哲学对话,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语境并反思我国现代化问题的必要环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禀赋当代性和世界性的有效途径。     

我的哲学之路

从在雷德兰斯大学学习西方哲学时算起,我总共花了13年才完成博士学位。因为当时找不到教授中国哲学的地方。西方至今仍坚持哲学不过是盎格鲁-欧罗巴大陆哲学而已。我此后的学术生涯越来越致力于挑战这种哲学传统中种族中心主义的顽固偏见。我在夏威夷大学开始了与郝大维的学术合作,这源于我们对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了解方式所存在的缺陷的共识。我们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时建立了一套策略性框架,旨在使读者重新检讨中国哲学中关键术语的本身之意并能适当运用这些术语。     

全球化视野下关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于整合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具有指导作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应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学科规范,以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终极目标,这是正确处理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中西方哲学相互汲取精粹的方法应该是取代、更新、补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