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调查鄂北江湖会起义史实

1911年武昌首义以后,江湖会张国荃等曾經在鄂北地区起义响应。这次起义对武昌首义給予了巨大的支持,并在鄂、豫、川、陝边境一带扩大了革命影响。但过去对这次起义没有比较翔实的記载;原有的記载也都未提江湖会张国荃在光复襄阳中的领导作用,甚至把当时的会党誣之为“匪徒”,而把光复襄阳的功绩归之于一貫仇視革命、后来投机革命并破坏革命的旧官僚黃仁菼。     

释鬼薪与顧山

我国古代有一种罪隸名叫鬼薪,在“史記”,“漢書”,“漢旧仪”、“风俗通”等書和現代出土的漢簡及漢墓磚文中就有關于这种刑徒的記述。考証鬼薪的原始意义,有助于对古代刑獄制度和奴隸劳动的研究。鬼薪本为秦代罪隸名。“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嫪毒作乱,結果失敗,秦廷“尽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殉,灭     

关于中國古代最早記載石油的問題

看到文史哲1956年12号王仲犖先生“古代中國人民發見石油的歷史”一文,引証了不少古籍中关于石油的記載,对于研究中國文化史和經济史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王先生所說中國古籍中对于石油的最早記載,我有不同的意見。王先生認为最早記載石油的是張華博物志。并注明“書成于三世紀末年”。但是,我認为中國最早     

对冉昭德先生:“关於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问题”一文的意见

讀“历史研究”1958年第八期冉昭德先生:“关于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問題”一文后,对某些史料的解释,提出两点不同的看法。一、冉先生根据“史記:季布列传”关于濮阳周氏把季布卖与朱家为奴的一段記载,提出“从冒充‘家僮’的季布,事先要髡鉗来看,反映了汉代的奴隸待遇。”;又說:“汉律,五岁刑为‘髡鉗城旦舂’……汉代的五岁刑是徒刑中最重的一种,凡减死一等,卽入髡     

杭嘉湖等地老职工谈商业资本家的剥削

茅永春 (吳兴县菱湖鎮百货公司): 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爭仍然非常尖銳,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級敌人复辟資本主义的企图,我們千万不能忘記过去,不能忘記阶級和阶級斗爭。对我們商业职工来說,首先不能忘記过去商业資本家对我們的剝削和压迫。     

论泷川資言的“史記会注考証”

一引言司馬迁死后兩千年来,凡是談文学,談史学,談经学,談政治,談思想,談古今地理,以至談考据,目录,訓詁,风俗,种族等等问题的,几乎沒有不牽涉到史記的;史記是中国人民宝貴的文化遺产,具有世界意义的偉大著作。史記之重要如此,其关涉之面,又如此之广,所以兩千年来,关于討論史記的文字,真是以千百种計。这千百种有关史記的资料,在学术爭辯,和历史观察方面,仁智之見,每有不同。而史记本身,經过若干次补綴,傳抄,板印,与注解之后,自身就存在着許多问题。那末,我們若想对史記有一个正碻的看法,一定的認識,应当作一个总的整理才好。可說整理史記,早已是极迫切的任务了。但是整理史記,并不是一件小工程;首先必須正碻而全面地了解司馬迁,真实透彻地明暸史記本文和注文。更須要掌握全部史記資料,才能正碻地去分析与擇別。所以訓詁的知識,經学的知識,古今地理的知識,版本目录的知識等等,都应当具有。总而言之,整理史記,必得其人对祖国的学問,既精通,又广博,否则要想整理史記,是多有阻碍的。日本瀧川资言,早在二三十年以前,就注意到史記,他自言汇集了数百种参考资料。并編摩多年,撰成史記会注考証一書。这在三家注后,总算是对史記一次規模最大的整理。可是这部书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对司馬迁这部偉大的历史兼文学的著作,有何等     

农民談哲学

湖北罗田县的哲学学习、科学普及和詩歌运动都搞的轟轟烈烈,真正造成了群众运动。11月13—16日,中共湖北黄岡地委在罗田县召开了理論工作現場会議,許多县都派有代表参加。省委很重视罗田县的經驗。書記处書記許道琦和宣傳部副部长密加凡同志都参加了会议。罗田县学习哲学的人数已达到总人数的62％,真正出現了“人人学理論,事事用理論,見人问理論,逢人講理論,思想大解放,生产大跃进”的动人局面。罗田县开展群众理論学习的基本經驗有四:一是結合中心,就实論虚;二是能者为师,互教互学;三是培养骨干,加强指导;四是全党动手,書記挂帅。下面载的是該县灯塔人民公社六大队几位社員11月5日座談哲学的記录。     

试论殷代的主要生产者“衆”和“衆人”的社会身分

在殷代的甲骨卜辞中有很多条关于“衆”和“衆人”的記载。而且他们大都是作为殷代的主要生產的担当者而出现的,因此,解决股代社会中的“衆”和“衆人”的身分問題,无疑是解决殷代社会性質的重要問題之一。     

从服饰制度与墓葬形制看异体字的文化传载

作为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存在形式,异体字由于其形义联系的多样性而在历史文化的蕴涵传载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以民族学、民俗学为依据,同字异体之间构字部件的互相流转揭示出古代社会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神秘特色的服饰制度与墓葬制度.     

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也谈张载哲学

关于张载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的争论,恐怕除了对少量思想资料的理解不同外,主要属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运用问题。本文试图将张载哲学放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总链条中加以分析,研究他在前人哲学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哪些新内容,作了哪些新探索,在理论思维上有哪些经验教训;并在上述分析中,论证张载哲学的唯物主义基本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的工赈思想

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在古代由于生产力还不能控制自然因素的作用危害于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灾荒。古代典籍中记录了许多因灾荒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野有饿殍的惨象,绘《流民图》以献上的,也不乏其人①;与此同时,也记录了有识之士帮助灾民度荒与安抚复业的议论,以及统治者的救荒诏令或政策。本文的任务,只限于初步探讨历史上的工赈思想。工赈是赈济的形式之一。一般说,赈济是遇灾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治标的办法,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古代。例如:《月令》载“仲夏振乏绝”。《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振廪同食”。振就是赈的意思。在古代的赈济,以赈谷、赈钱的为多,而工     

赋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读曹明纲著《赋学概论》

以讲究才学和文辞为主的赋，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文化特色的一种文学体载。它以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丰硕的创作成果，给予我国古代的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的形成、发展和成熟，作出过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赋学研究领域从荒芜、寂寞到逐渐兴旺繁荣，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和论...     

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资料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会組織了一个工作組,用鑽探的方法,对唐長安城进行了初步探測;本文只是就地下获得的資料,結合文献記载,作出一些初步闡述。至于鑽探的具体方法,技术上应当注意的事項,以及工作过程中的經驗,当在另文发表。     

论各路神仙战蚩尤传说出现的原因及其中的蚩尤形象

在中国古代载籍中,存在着大量的神仙战蚩尤的传说。这些传说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蚩尤神话历史化之后,蚩尤的性质已经定位,而诸多神仙战蚩尤传说的出现适应了封建统治者宣扬忠义的需要;二是出于道教的自神其教。在这些传说的流传过程中,蚩尤的形象也逐渐恶化。     

思州田氏考略

关于古代思州的建置、思州田氏的历史和族属,史继忠、张永国两同志分别在《对思州土司几个问题的探讨》（载《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3期）和《关于思州田氏土司的兴衰及其族属》（《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2期）中进行了研究。由于     

論漢金非銅及其減退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和关鍵所在 兩汉史籍上关于黄金的記载,曾引起許多学者的注意和整理。顧亭林在日知錄卷十一、趙翼在廿二史剳記卷三均曾做过这一工作。馬非百在秦汉时代的货幣制度一文中更曾列表加以統計,其中的西汉赐金一覽表列举西漠十帝和王莽的赐金九十项,其中的西汉馈金一覽表列举王侯將相私家饋金十八项。馬乘風在中國經济史第二册中引錄馬非百文时曾加补充,彭信威在中國货幣史上册中也曾詳加分析比較:在西漢各帝赐金表中累計西漢十二帝(除了新莽)赐金总数为89万余斤,每次賞赐平均約为8,995斤,以十三帝計算,每帝平均赐与21,268公斤。     

略谈关中古传水利

一“相其阴陽,观其流泉!”——大雅·公刘关中是中国古代重要农业区之一。远在四、五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生活在这个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的发現,說明了我們祖先在原始氏族社会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情景。半坡村遺址前面紧临浐河;中間是一块肥沃的河谷台地,遗址就在这个台地的中心。①近几年来在西安附近所发现的古代文化遺址,也大多位于渭河支流狹窄的河谷两岸台地。②我們祖先选擇了这种完全适合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定居任河谷兩岸,无疑是为了依靠水源的供应。历史記載上有很多关于远古水利的傳說。所謂禹治洪水,凿开龙門,疏导河流。从石器时代的人力物力条件来說,虽不可信,但照孔子說:“禹尽力乎溝洫”,或是     

论《红楼梦》的历史意蕴

由于中国古代小说是“史”的分支,因此,封建正统文人评论小说,基本上以历史著作的真实性程度为标准,他们把优秀小说誉为“补正史之不足”或“某朝之实录”。直至清代,仍有这种以史评文的余风,《聊斋志异》是部谈狐说鬼的小说,却也有人评为“淋漓载笔,     

"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由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于西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寻求黑格尔所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哲学意蕴,应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出发,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中,具体探讨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后世西方历史理论之联结、与古代中国历史理论之区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联,进而显示中外史学这多彩多姿的一角。     

論“魯迅日記”的思想藝術价值

魯迅先生一生劳作的成果是異常巨大的。單就二十卷本“全集”所收的著作与翻譯而論,即將近六百万字。此外,他的書簡、日記,以及“全集补遺”和“续编”中所收錄的佚文散稿等,合在一起分量也相当可观;而在这里面,“日记”一项更占有很大的比重。早在南京求学前后,魯迅就已經开始寫日記了。周遐寿在“旧日記里的魯迅”一文中曾经提到,“戛劍生雜记”四则,就是他从魯迅的“戊戌日录”(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冰)中抄下來的。戊戌是1898年,魯迅正是这一年五月间到南京去的。在同一篇文章里,周遐寿还引錄了他自己的壬寅(1902年)正月的一条日記: 十四日:晴。下午兀坐,檢大哥旧日記視之,内記有小姑母諱忌,特錄之:……这也足以証明,早在1902年以前,魯迅就开始了日記的寫作。可惜的是,这些日记现在都已經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