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模式”——慈善救助之文化逻辑、经验局限与发展走向

认识并破解"现代慈善理念和运作模式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的现实难题",关键在于,阐明社会慈善之现代转型所依托的制度结构和文化集丛,理清并增强二者之间的亲和程度与实质关联。长期以来,现代慈善秉持的公平、公正、平等、效率、开放诸理念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却未充分展开,从表层上看,源自基于回报、人情、关系等本土性文化因子的"差序慈善"和基于权力、责任、服从等权威性政治伦理的"政府慈善"的替代和挤压,而从深层上说,在于家庭本位的差序求助、家—国同构的权威主义以及私民社会伦理的抵触和排斥。我们欲推进转型期中国式慈善救助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就必须认真考量中国特殊的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求助文化、公私关系对现代慈善理念及其运作模式本土化的影响。     

我国贫困群体的政府救助演变--责任、理念与政策的综合视角

在我国从封建社会起政府就一直承担着对贫困群体救助的主要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政府施政理念和非政府力量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不同,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救助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封建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情况以宋代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代以前,除了官方救助以外,非政府的宗教救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主要是以官府救助为主导;宋代以后,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政府力量,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全部救助责任;在后期的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下,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有所降低.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社会福利演进视域下的社会权发展研究

以福利权为核心的社会权发展轨迹与社会福利的演进路径密切关联。社会权的确立标志传统慈善恩惠式社会福利向现代法制权利式社会福利转变。作为权利要求和价值依据,发展中的社会权推动了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而后期福利国家的危机也带来社会权的各种困境,暴露出社会权危机。在福利国家改革实践所推动的社会权的重构背景下,我国社会权的发展要将权利普遍统一性与历史特殊性结合起来,在实现公民身份渐进统一进程中,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和谐共生思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救助制度的全面转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在理念、目标、内容、方法及实施模式等方面都面临着转型。具体而言 ,社会救助的理念应从施舍、怜悯的不平等理念向尊重公民基本生存权的理念转变 ;救助目标应从“克服贫困”向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转变 ;在救助内容 (措施 )上应在完善基本的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并不断更新积极的社会救助措施或机制 ;在救助方法上应当注重引进专业的服务方法 ,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 ;社会救助的实施应从单一的国家 (政府 )救助模式向多元复合的社会救助模式转变。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全面转型 ,是全面缓解与根本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迫切需要     

中国巨灾灾后救助动员模式比较——以"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为例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书写了中国内地灾后救助动员形式的新篇章.建国后我国两次重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灾后救助动员形式,说明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灾后救助动员模式也已经发生了转变.基于当前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事实,"政治动员为主导,辅以社会动员"的灾后救助动员模式仍是符合现实国情的,且是当今中国社会效率最高的灾后救助动员模式.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后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

福利多元主义以去中心化、决策参与等价值观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共同参与,这与我国所倡导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灾后救助理念不谋而合。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后残疾人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明确救助主体、救助方式及救助性质等方面,从而通过帮扶项目的定位、救助力量的凝聚、部门关系的拓展来构建完整的救助体系。     

公民社会权与社会救助的互释、互构何以可行

公民社会权与社会救助的互释、互构,在穷人求富和富人求安的心理上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因而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而政府在保障公民社会权以及大力实施社会救助方面的努力为二者的互释、互构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但要使二者的结合更加充分有效,还须强化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适当赋权于弱势群体,增强公民社会权意识;转变政府职能,创建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以及继续发挥司法等救济模式的作用。     

社会救助制度变革的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

社会救助制度是保障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实现社会公平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制度.在当前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救助制度正经历着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的重大变革.社会救助制度的社会化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制度转型,是对具体救助问题解决的路径指引;转型期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决定了社会救助理念及其制度创设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化,而法治化则为社会救助变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制度框架.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变革必须藉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为逻辑起点,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村为重点,转变救助观念,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综合性的由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同时,为了促进社会救助事业健康发展,还要尽快出台<社会救助法>,并建立统一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     

社会救助权的法律定位及其实现

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它具有社会保障权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社会救助权在社会保障权利体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的地位。树立先进的社会救助理念,制定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完善社会救助权的法律救济,是我国公民社会救助权实现的基本路径。     

社会福利服务、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住房与家庭、义务教育、医疗健康照顾服务共六个亚体系组成.社会福利服务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最基础和最关键的部分.国家福利性质、公民法定权利、以长期照顾依赖和弱势群体为主,去商品化服务、国家福利财政,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主要服务人员等制度特征明显.因政治本质属性,儿童与家庭福利服务处于国家福利服务体系基础和最高层次.福利服务国家性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去商品化"服务状况最能反映国家福利责任承担状况.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一体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立法、以公民权利保护为基础福利服务和社会福利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最重要的是,现代、"中性"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基本制度和本质要求,又是现代、开放、多元、民主、高风险社会最佳的社会安全阀和社会稳定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佳的制度体现.     

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优化论析

完善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传统路径侧重单个制度的修补,而忽视制度体系的整体调整和效能考量。福利国家的制度经验表明,就业导向的制度重构、工作福利的政策设计、信息系统的完备和专业化家计调查的强化是有效治理"福利依赖"或"过度救助"的制度选择与政策趋势。基于体系优化的完整性、层次性和协调性维度与模型的分析,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理念滞后、管理分散、体系结构不平衡、贫困分层制度设计缺乏、救助依赖和社会支持渠道缺乏等系统障碍。本文认为,应从构建四个系统入手来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即以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理念系统为前提,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管理系统为关键,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制度安排系统为基础和优化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支持子系统为保障,实现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体系完整、管理协调和制度分层,提升体系效能,实现有效减贫和保障残疾人群的应有权益。     

个体性及其再造:当前我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关键议题

我国经历了由"乡土社会"向"总体性社会"、再向"个体化社会"的变迁。在此过程中,慈善与个体性的关联有着阶段性的表现形态。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一方面助推了公益事业由"政府慈善"向"全民慈善"的演变,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体性的畸变成为本土慈善转型的基本困境。这种畸变的个体性不仅无序放大了个人利用慈善来牟取私利的动机,并且阻碍了主体以参与慈善的方式对公民身份与公共利益的追求。因此,再造个体性成为确保慈善事业平稳转型的关键所在。现阶段,必须促使公民将私域中的情感和利益与"公共的善"相结合,抑制极端的利己主义和自利行为,从而通过对个人慈善理念和参与能力的双向建设来促成慈善事业的持久繁荣。     

论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关系及实现

社会救助作为反贫困的长期制度安排,多元救助主体是其主要特征,多元共治是社会救助事务的核心要义。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上,国家是社会救助首要的义务主体,提供社会救助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强化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家庭、个人也负有社会救助的义务。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关系上,个人自救、家庭互助在主体责任关系中处于第一和第二位阶,"穷尽其他帮助"是我国社会救助法律规范中的要件,国家在主体责任关系中是处于最后位阶。为此,在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和政策改革中,通过明确政府的给付责任,强化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实施分类管理和开展社会救助服务,激发有劳动能力者的个人积极性,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家庭和个人尽责的社会救助新格局。     

社会救助的权利救济——兼论《社会救助法(草案)》权利救济程序规定之不足

社会救助权是指公民出现依靠自身努力难以克服的生活困境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特定服务的权利。目前《社会救助法(草案)》存在社会救助权利的实体权利缺失、程序权利缺失、法律救济权利规定过于简单等问题。未来社会救助法应在完善社会救助权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完善社会救助权利救济程序。     

"双向系统性"模式:社会救助管理水平提高的新思路

制度的设计与运行需要完善的管理机构作保障,而机构管理水平的高低将对制度的实施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政府应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而我国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在管理实践中存在部分矛盾和问题,因此必须对目前社会救助的管理体制与经办工作进行创新,建立"双向系统性"的社会救助新型管理模式,执行相应的配套措施,以推动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日益完善.     

从传统到现代:我国社会救助的变迁历程

我国社会救助从广义上可以将其划分为传统阶段和现代阶段。传统阶段的社会救助坚持个体贫困归因观,对救助对象持有恩赐思想,救助模式多为剩余型,目标定位在保生存以及救助手段局限在维持收入等方面。现代社会救助则主张社会贫困归因观、对救助对象持有权利思想,救助模式多为制度型,目标定位在促发展以及救助手段创新为构建资产等方面。     

从西方儿童福利范式的演变看我国农村孤儿救助制的转型

西方国家儿童福利历史发展至今,形成了社会救助、福利国家、发展型儿童福利和社会参与式儿童福利四种范式。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为农村孤儿社会救助制的转型提供了政策基础,但在社会转型期的政策调整中,需要我们从理念上,更要从社会政策模式上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