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对话“情僧”和“Brother Amor”

本文从互文视角对翻译中原文文本《红楼梦》中的“情僧”和目标文本霍译《红楼梦》 (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的“Brother Amor”进行解读、对比,透视译者霍克斯对《红楼梦》精深的佛道文化的翻译处理,提出其值得商榷之处,以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谐共存.     

互《水浒传》之文,见《红楼梦》之义——《红楼梦》与《水浒传》互文性琐论

《红楼梦》的创作明显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水浒传》构成了认识《红楼梦》的重要"前理解"。《红楼梦》研究中若干争议性问题,置于这种互文关系中理解可以得到有效阐释。分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设计、结构安排、主旨寄托等细微处借径《水浒传》,探察其主旨并非专在表现男女爱情,而是一定程度上含蓄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主流话语的逃离,特别是借助青春女子们的人生悲剧寄托了现实社会中曹家所遭受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表达了作者的愤慨。     

从“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谈起--外宣翻译的互文性研究

周恩来总理将梁祝的故事译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介绍给西方受众堪称外宣工作的经典范例。正确运用这种文本间的相似性即互文性,对翻译尤其是外宣翻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根据两种文化间不同程度的互文性,译者可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以提高互文性,便于读者理解外宣材料。     

《时时刻刻》与《达洛维夫人》的互文分析

互文理论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研究俄国学者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来的,现已发展成一种后现代文本策略。其基本实现手法有引用、用典、拼贴、模仿、戏仿等。在介绍互文理论的基础上,从人物、主题和叙事手段三方面分析了《时时刻刻》与《达洛维夫人》这两部小说之间的互文特征,指出前者是对后者的有意识的互文,是坎宁安对伍尔夫意识流创作的献礼。期望能够对读者有意识地阅读这两部互文经典作品有所启示。     

鲁迅和乔伊斯短篇小说的互文性阐释

鲁迅和乔伊斯在各自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和《都柏林人》中分别对各自故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于悲愤中诉民族之爱。相较之下,三部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关涉性,对文本进行互文性阐释,旧中国的影像中映射出世纪末爱尔兰的颓废和落后,通过文本对话,分析故事中的镶嵌和关联丰富了文本内蕴,作品题旨在缠绵交织中相呼应,情感弥合了东西方文本的差异,从而更加彰显出乔伊斯和鲁迅在故事中突出的民族之爱,家国之忧。     

试析《红楼梦》之“情”

《红楼梦》之＂情＂可谓意蕴深远。贾宝玉的情感以＂情不情＂为特征,是一个包含了＂色欲＂与＂纯情＂的情感世界,寄寓了作者＂情＂的理想。黛玉之＂情情＂与宝钗之＂情时＂分别代表了宝玉的两种情感诉求而不可兼得。＂兼美＂钗黛的秦可卿作为贾宝玉的知＂情＂之人,是作者将两种情感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尝试。饱含着作者审美理想的秦可卿早早地退出舞台,为小说的结局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文心雕龙·神思》中的互文和互文性分析

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文本,《文心雕龙·神思》叠合了多种相关文本的差异性。借助西方互文性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分层次、较系统的考察分析,可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也有助于对《神思》作进一步的研究。汉语修辞学中的"互文"手法,在《神思》中也有所运用,对它作同步考察分析,有助于厘清中西"互文"的关系。     

文本的影响与对话——当代互文性理论的理论层次分析

文章从"互文性"的概念分析入手,指出互文性理论的批评实践往往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即文本的层面、主体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而在这三个层面的分析中,文本、主体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对话又是其核心要素,并在三个层次上同时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互文性理论中的"互文性"就具有了多向度性,从而也使互文性理论在批评实践中具有了更大的拓展性.     

“互文性”视阈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     

小说《赎罪》的文学题材溯源——从互文性角度解读

互文性理论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新概念。总体说来,理论家们一致认为在互文性理论下,任何文本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任何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互文本。因此,读者对某一文本的解读就不再限于单一文本,而是可以借助其他文本或资料作为参考,利用自己的知识背景建立起一张互文之网来进行创造性的解读。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在其长篇代表作《赎罪》中大量运用了互文性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解释了主人公从＂犯罪＂到＂赎罪＂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历程,蕴含了作者对人性、对伦理道德的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也极大丰富了这部现实主义批判小说的审美价值与思想蕴含。     

从语篇互文角度看原作与译作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用引文与正文间的互文参照关系做隐喻,来映射原文与译文的互文关系,从而进一步说明,原文各语言层面上的表达可视为激活译者的相关译语语篇储备的互文符号。宏观策略上,译者可根据翻译目的等相关翻译情境来决定如何使用原文;微观操作上,译者应不囿于语言表层的一一对应,而要增强语篇储备意识,并在翻译创作中积极地调动相关语篇储备。     

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霍译《红楼梦》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霍译《红楼梦》采用的以译语读者“期待视野”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语言和文化调节中的体现,并探讨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红楼梦》英泽的发展方向。     

《恋爱中的女人》与《麦克白》互文性解读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采用了后现代互文性的文本策略,对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麦克白》从人物到细节、从主题到社会意义进行了全面的模仿。在追求和谐男女关系的掩饰下,劳伦斯塑造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版的麦克白。然而,互文性在文本中的运用促使了文本的多元化、异质的解读。《恋爱中的女人》与《麦克白》的互文性解读为我们重新解读该作品提供了新的角度和阐释的可能性。     

“幸福”的改写——中岛敦《幸福》的互文性研究

中岛敦的《幸福》,是在《列子·周穆王》的一则寓言故事基础上改写而成的。通过一系列互文改写,中岛敦不仅继承了原有的道家思想,还将怀疑主义掺入其中,扩展了文本的哲理意蕴。通过对“幸福”这一主题的哲学性思考,对当时的日本国内情况和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使得文本具有了隐喻性。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互文性

互文性是后现代文论中文本本体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从互文性角度来审视 ,任何文本的构成都和其它文本有着层次不一、程度不等的相互关联 ,对历史小说创作来说 ,小说文本和历史记述文本更是有着内在联系 ,使历史小说创作既能够营造出历史氛围 ,又能使其叙述摆脱知识承传和传播的叙述限定 ,使历史人物从叙述中产生生命力。《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叙述中 ,以引用、暗示、合并、改写等多种方式成功地借用了《三国志》和裴注及其它小说文本的多种记述素材 ,使小说文本呈现出综合性形态 ,既体现出历史叙事的底色 ,更呈现出文学叙事的情韵。具体可从人物描绘、情节扩展和作品嵌入三个方面对小说的互文性特征进行初步考察与探索 ,从新的理论视角考察小说的文本构成形态     

图绘《红楼梦》及其"语-图"互文

"语-图"互文现象在古代的绘本小说中表现突出,图像可以内化为思维语言,语言也可以建构图像。"语-图"互文在绘图本《红楼梦》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图像的出现使语言表达的情节更加生动形象,人物性格更加突出;二、图像与语言的互文可以使观者加深对原著人物性格的理解;三、图像与语言的共同点是场景的运用,场面描写更容易贴近原作,图像也在此时更能够与语言互释。     

互文视域下的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林冲故事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述写林冲故事的相关章节构成互文性关联,这一互文关系不仅建立在文本表层的环境描写和叙事结构上,也根植于文本深层吕纬甫、“我”、林冲以及鲁迅四人的内在联系上。通过《在酒楼上》隐藏的《水浒传》文本,一方面可以看到鲁迅个人伤痛的抒发,另一方面也能探寻到鲁迅对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水浒“游勇”的命运影射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酒楼上》的真正主人公“我”最终走上了继续抗争的道路,体现出鲁迅永远革命的斗志。     

林道静形象的互文性解读

《青春之歌》叙述的是一个青年女性知识分子追求自我实现的奋斗历程,它的前文本是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茅盾的《虹》。几种前文本对于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思考,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虹》与《青春之歌》的互文关系更为直接。梅行素和林道静的性格中都有不安分和为自我实现而敢作敢为、不顾流俗的一面。但梅、林二人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一面给人印象更深,其中的意味也更值得分析。梅行素与林道静性格最大的区别,是梅的“疑”和林的“信”。林道静性格中的不成熟和她的理想主义激情一起,正是其独特文学魅力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青春。     

影视文化视野内“互文性”经典理论的重新阐释

从巴赫金到克里斯特娃、到德里达,再到罗兰·巴特,"互文性"理论一步一步从潜隐走向敞亮,从笼统概述转向细节研究,从静态的文本分析驶向动态地意义追寻……现在的"互文性"研究在更大的文化空间生发开来,蔓延到影视艺术等文化传媒领域,拓展了娱乐嬉戏的快感传达和文化内涵的深层揭示,也赋予银幕更广意义上的阐释张力.     

互文视域下文化意象符号的解构与重构--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

在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符号的处理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问题。在尤金·奈达对翻译过程描述的启发下,以哈提姆的互文性翻译理论为基础,文化意象符号的翻译可分为两个步骤,即解构（识别,解释）和重构。在重构过程中,首先保留其符号地位,其次保留其意向性,再次保留其表面意义,最后保留其语言形式;以上都无法保留时,借助艾克西拉关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创造性地把补偿法（删除+效果相似的自创）用于文化意象符号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