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商人"、"商家"、"儒商"

关于商的问题,有的人说商人是由于他们商朝的祖先是经商的,具体地说,王亥是买卖牛的商人.根据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结合考察,可以认为商最初是地名,并非经商活动.经商是周朝以后的事.商家是经商活动的理论家,成功的经商者.以儒家观念经商,则称儒商.孔子的弟子子贡是最早的儒商.     

"譬"、"比"、"喻"辨析

在汉语史上,先后使用"譬"、"比"、"喻"等词语来指称比喻这一修辞格.但在先秦时期,这些词语之间还存在着显著区别.自战国至东汉,它们的意义分别发生变化,并且在"比喻、比方"的意义上逐步接近.本文简要分析了这三个词在意义上的区别,并勾勒出其各自的演变过程.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幸亏"、"好在"辨析

"幸亏"与"好在"都可表示具有某种有利条件,是同义词.而"同义"不是"等义",同中之异引人注意.本文从这两个词的辨析说起,期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诗词中"连珠"、"返照"与"回还" 的英译

诗词译者不可不顾原作者的"车轱辘话".幽愁暗恨,既已让他九转回肠,也在使他言不尽意.这些返照、回还等等,就是他心神的萦绕.如果译文句法,只顾平铺直叙,而不来传达原作这种委曲婉转,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欠.     

"拯救"与"逍遥":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力--从"存在论"意义对"失语症"的"思"的观照

受知识论哲学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界叙事危机积重难返.当我们谈论文学理论越多时,我们离文学真实就越远.面临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必须建立现象学的方法论,从基本的个人生存开始,奠定文论的逻辑起点.以鲜活的思想,冲破权力话语的束缚.     

从"权利"到"行为"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巨大变迁,表现为从"主体--客体"结构到"主体--权利--客体"结构的变化.权利概念虽然在构建德国民法体系时起到了核心作用,但德国民法典采纳的权利主导模式面临着一些困境.在法律考虑的社会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形下,一味地以权利归属的界定来调整社会关系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归根到底,法典化是一种法律控制技术,其目的是正确地引导人的行为,以符合一定社会的目的.     

"侪"、"辈"、"属"、"曹"、"等"之我见

古代汉语中的"侪"、"辈"、"属"、"曹"、"等"是用来表示复数的,但不能把它们看做代词的复数形式.这几个字虽然具有相同、相近的词汇意义,但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的,特别是在用法上.     

格律诗的"自律"与"共律"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