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治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乡镇是我国纵向权力结构的最基础部分,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构建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不仅牵涉乡村基层社区的体制安排,尤其与中央和地方关系相关联。乡域自治理想样本能否真正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间宪政性的地方自治分权改革。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应遵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村民自治;第二步,充实完善村民自治,逐步实行乡镇社区自治;第三步,巩固提高乡镇社区自治,最终实行乡镇地方自治。     

新形势下我国农村乡镇政权权威提升路径研究

在我国,乡镇政权担负着指导村民自治和协调纠纷的重要功能。农村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使乡镇政权失去了以往支配农村社会的行政权力和财政能力,乡镇政权权威弱化。重塑乡镇政权权威需要理顺县乡政府、乡镇政权与村委会、村支部的关系,加强乡镇干部行政能力建设和政府间合作,做好村民自治的指导监督实施,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积极协调化解农村社会纠纷。     

农村社区的定位及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七大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并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范畴。这是继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的科学结论之后,又一个更加全面的重大科学论断和重大制度安排,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决心。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弱选举竞争的形成机制与乡镇干预——基于鄂西Z村的个案考察

民主选举制度并不必然带来村庄选举的强竞争。实地调研发现,村庄选举的弱竞争构成了中国绝大部分村庄选举的主导样态。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去精英化、村庄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村庄公共利益与村民个体利益的弱关联化,是形成村庄选举弱竞争状态的主要原因。村庄选举的弱竞争可能造成村庄有效治理主体无法生成。为了保证村庄治理队伍的有序更替,乡镇往往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后备干部遴选机制、非正式的村干部退休机制、村干部待遇提高与晋升机制对村庄选举进行干预。但这些机制又带来了村民自治消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意外后果。因此,如何平衡乡镇干预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村民自治的“新”资源——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面推进

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针对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发展成为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农村社区建设可以为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提供需要的帮助并打下良好的基础,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农村基层民主社会良性运行的保证。     

从农村社会分层看村民自治与配套制度建设

本文首先从农村社会分层出发，在分析了富裕阶层、村一级干部、普通村民三个主要群体之后指出，由于目前农村基层制度不配套，组织机制不健全，对于绝大多数农村来讲，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形成范围广大的制度受益群体，而制度的报酬递增机制也因为配套制度的束缚无法形成，因而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进程不能过分乐观。在此基础上本文强调，农村基层的制度化、组织化、管理高效化与民主是同样重要的问题，民主化从来不是单方面推进的，不能把村民自治仅仅当作农村基层民主的代名词。村民自治要在中国发展与完善，一需尊重各地实际，尊重业已存在的各种发展模式；二需重视配套制度建设，把民主与健全制度、优化组织设置、提升管理效能结合起来。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以南京市六合区"赵坝农民议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农村实行村组合并,行政村因管理范围扩大而出现组织管理不适应、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社会组织断裂等问题.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新光村赵坝组的农民,在自然村创建自治性组织--"农民议会",管理本村公共事务.这有效地整合了民间治理资源,构建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新型组织载体."农民议会"将村民自治制度从行政村下延到自然村,扩大了村民自治的范围,弥合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断层,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组织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     

编者随笔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中国的城乡社区正逐渐摆脱以往受国家行政权力强力控制的束缚 ,开始向社区自治转轨。随着民众对社区事务参与的深入 ,人们开始关注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问题 ,人们想知道究竟谁是社区权力的主宰？在诸如社区管理层的任命、社区公共环境的布局与重建 ,以及公共教育政策等一系重大事项上 ,谁拥有最终的决策权？社区的权力是掌握在少数社会精英的手中 ,还是分散在不同的利益团体中？这是一个颇吸引人的研究课题。早在上个世纪初 ,美国就有一批社会学家把他们的研究目光投向了社区的权力结构上 ,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还不足…     

陕西省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现状和对策

历史文化村镇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省有相当数量的村镇具备申报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资格,对陕西省历史文化村镇的现状进行梳理,对其研究动态进行评述,认为应该完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地方法规体系,对全省历史文化村镇资源进行普查、备案,建立资源数据库,积极申报相应等级的历史文化村镇。     

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

近代公产转型与基层公共事业、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并承载了“公”观念的变迁。本文从产权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浙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为基础，考察公产转型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后，县级公产被纳入地方自治机构统一管理，其有别于“官产”“私产”的产权性质得到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在国家政策变动与治理事务扩张的背景下，自治机构对公产的管理引发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县级行政制度改革，逐步将公产纳入政府管理，“公产”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并逐渐向政府财产偏移。     

论“道治”政治哲学

“道治”是与“礼治”、“法治”相对的范畴,是对道家政治哲学的新概括,它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政治哲学性质。“道法自然”是“道治”政治哲学的核心,代表着中国古代的自由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萌芽;“清静自治”是“道治”政治哲学的特征,无为和自治是其内在机制,“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是其两种形态,二者之间体现为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明清以来的市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因缘

本文致力于厘清关于市镇研究的理论传统,对明清以来市镇的演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从经济层面看,市镇是连接地方性市场和世界体系的节点,并越来越具有超层级、跨区域和金融化的特点;从社会层面看,市镇是有层级、有组织的,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政治层面看,它是地方自治化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着力点。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性质是市镇的本质特征。社会学对于市镇的研究必须将其看作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在对生命体验、生活智慧、伦理道德、乡风民俗等民情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的前提下,考察其与具体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发展观的拓展与西部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发展观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从发展观逐步拓宽的视角并结合在西部山区乡村调查的经验材料,我们认为:西部山区村庄的新农村建设不应该仅仅是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取向的发展和建设模式,而应该是"打基础、利长远"的建设,应该允许和倡导"主流发展"模式与非主流发展方式的共存和互动。     

北京市社区建设中的制度创新

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目标是民主自治 ,北京市在社区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具体包括资源获得机制、社区参与机制、社区工作机制、社区意识的整合机制、社区控制与监督机制和社区激励机制等。此外 ,为更好实现民主自治 ,还需要考虑到每个社区的实际情况 ,避免社区建设落入“模式化”的陷阱 ,理顺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 ,重视社区领导的素质与社区工作成效的关系等等     

反哺农业:寻求社会公平发展的有效途径

文章提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与其他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社会公平发展;依靠乡镇企业发展,实现劳动力转移促农,农产品加工和产业化经营促农;建农补农实现反哺促农;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发展相互促进实现以城带乡促农。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主要问题——基于华中某镇12个村村干部的访谈

以村干部的立场为视角,本文试图探析当前村民自治运作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样本来自华中地区某小镇的12个村庄。这些村庄的经验表明,经历环境变迁和政策调整之后,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生育、维持社会稳定、上传下达与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开展的。转移支付不足以应付村组运作,农民难以整合以及实际运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是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洞庭湖区小城镇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

洞庭湖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棉油基地.改革开放20年来,其小城镇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薄弱环节乡、镇布局有欠合理;基础设施亟待改善;地域性经济功能尚需加强.因此,应高度重视湖区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及优越的自然条件,采取下述发展对策采用"大稳定、小调整"策略,分阶段、有步骤、积极稳妥地撤乡并镇,建立地域性中心小城镇;治理环境污染,镇政建设要具有湖乡特色;以中心小城镇为依托,建立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多维度经济发展模式;创立具有全新内涵的现代经济组织形式,建立湖区经济与市场的新型关系;充分利用湖区的自然景观,开发万里长堤的旅游价值.     

努力提升乡镇党组织构建和谐新农村的能力

自从党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新农村建设在实践中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然而,如何正确认识乡镇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就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坚持乡镇党组织领导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如何发挥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了一些深层次的探讨。本文认为要坚持和充分发挥乡镇党组织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从思想政治方面、组织方面、工作作风方面以及制度建设方面来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达到提升乡镇党组织构建和谐新农村的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