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一个鲁迅式的命题与追求

命题的提出在本世纪初的七八年中,年轻的鲁迅抱着以文艺改革人们精神的勃勃雄心,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文章中,鲁迅阐述了自己关于社会、历史、人生、科学文化、文学艺术的诸多独到见解,初步形成了他科学、文学启蒙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近年来,不少论者对鲁迅这些早期论文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不揣浅陋,仅就《科学史教篇》一文所引发的思考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文学评论的启蒙叙事--《摩罗诗力说》综论

《摩罗诗力说》在鲁迅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以文学评论的形式，表达了青年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启蒙目的。从鲁迅所求“摩罗”诗派之“新声”、“新声”之“诗力”，以及鲁迅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等方面，论述了《摩罗诗力说》的启蒙意义。     

从“呐喊”美学到“苦闷”美学——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之深层动机研究

在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中,鲁迅1907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和1924年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特别值得重视。鲁迅在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探讨其深层动机是研究鲁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变化的重要线索。时《摩罗诗力说》与《苦闷的象征》的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在核心观点上高度一致,《苦闷的象征》比《摩罗诗力说》在理论方面更为系统与完整。研究表明,翻译《苦闷的象征》实质上是鲁迅在传播自己的美学思想。这是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的深层动机。     

反着讲：鲁迅“诗撄人心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文论研究不仅限于“照着讲”与“接着讲”,还可以“反着讲”,鲁迅《摩罗诗力说》所揭举的“诗撄人心说”正是“反着讲”而值得重视的范例。鲁迅“诗撄人心说”针对中国传统主流意识之“撄宁”、“主静”、“慎动”,反其道而言之,乃批判“主静”说的“主动”论。抛开这篇论文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不论,仅就中国文论研究而言,其“反着讲”之方法论价值亦不可限量。     

拜伦的《该隐》与鲁迅的《狂人日记》

据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提供的资料,鲁迅在写作《摩罗诗力说》之前,已有拜伦《该隐》的日文译本。这样,我们要知道鲁迅是否读过《该隐》,只要考究一下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原材料(木村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及其《<海盗>序》《关于<海盗>》)的取舍和增补情况,就可以有一些把握了。除鲁迅读过的《海盗》之外,《摩罗诗力说》对拜伦作品的介绍基本上是选取木村的材料,至多增加一两句评语,然而对《该隐》的介绍则不然。表面上看,《摩罗诗力说》介绍     

近代中国浪漫主义的文学纲领——读鲁迅《摩罗诗力说》札记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一九○七年用文言文写的一部宏篇巨著,当时他年仅二十六岁。这是他第一篇论文艺的重要论文,是我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光辉著作,也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艺论著和早期思想启蒙时期的纲领性文献。这部论著是鲁迅留给我们全部丰富多彩的精神遗产中极其珍贵的一部分。作者在文中对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文艺的起源及文艺的特征进行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并且提出了他独具特色的美学     

《摩罗诗力说》与“五四”新文学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一篇庄严宣言.但是,多年来人们忽略了这一点,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章只是从鲁迅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谈论它,至于它与鲁迅后来的文学活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几乎是无人提及.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和主将,鲁迅早在青少年时代     

比较文学琐议

一 比较文学在我国大体上是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之间开始的。严复、林纾、梁启超、王国维、苏曼殊、鲁迅等是接受西方文化的先驱,他们在本世纪初就对西方文化有所介绍,并对中西文化作过一些零星的比较,例如鲁迅在一九○七年就写了《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著名的论文,茅盾曾说过:“《摩罗诗力说》,象普罗米修斯     

李商隐无题诗研究中的一个分歧论点

一问题的发端《光明日报》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一日,发表了舒芜同志题为《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的文章,对中国古典爱情诗的发展,作了一个总回顾。舒芜文章以鲁迅早年(1908年》在《摩罗诗力说》中的论点为支柱,将中国古典文人诗歌作了全面的否定。舒文是这样引述的: 自此以后(指宋玉以后),中国古典诗歌的概况,不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所概括的:(一)“祝颂主人,悦媚豪右”;(二)“心应虫鸟,情感林泉”;(三)“悲慨世事,感怀前贤”这几大类。第一类只能说是对诗的亵渎,第二类总显得“拘于无形之囹圄”,第三类也确乎多是“可有可无之作”。不言而喻,鲁迅二十八岁时还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考论尚未发表有影响的论著,以他此际的尚未成熟的论点作为权威性的论据,似乎尚不能誉之     

论《摩罗诗力说》

本文试图从六个方面分析鲁迅的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一、题解与结构分析;二、鲁迅是怎样提出问题的;三、鲁迅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反抗挑战”的“新声”必定要在中国出现;四、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文艺功能和特征的认识;五、青年鲁迅对“魔罗”诗派的崇高评价以及他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六、关于尼采哲学对青年鲁迅的影响。     

浪漫主义:深刻的选择——论鲁迅《摩罗诗力说》

这是一个需要浪漫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摩罗精神的国度。一九○八年,青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鲁迅浪漫主义的选择,是深刻的选择。这是对暴风雨的呼唤,是黑夜对黎明的企求。 1.摩罗精神与“撄人心”文学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     

从比较文学角度读《摩罗诗力说》

一个热血青年,在漫漫长夜中呼喊时代的最强音,“清澈昭明,不同凡响”.二十世纪初,鲁迅身在异邦,心潮逐浪,遥望隔岸的祖国,写下了一篇长文——《摩罗诗力说》.这篇论文以作者敏锐的眼光、透辟的论析,与恣肆汪洋的气势,激动爱国青年的心.从此鲁迅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数十年来他一直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既定的目标走去.     

“灵台”我见

鲁迅先生《自题小像》一诗中的“灵台”,所见到的解释中,无一不是作“心”解的。其主要依据是:《庄子·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晋朝郭象注“灵台者,心也。”又: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热力无量,涌吾灵台”之句。据此大家都一     

鲁迅与《文心雕龙》

“摩罗诗力”和“现实战斗精神”是鲁迅文艺思想之核心,它们既是鲁迅在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影响和新文学发展实际基础上的独特创造,也是对《文心雕龙》中“风骨”这一民族审美理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旨在厘清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相同之处的复杂关系,证明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论之间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文艺战线思想斗争的宝贵经验——鲁迅《二心集》学习札记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其不同时期的文艺思潮,总是这个国家或民族,不同时期社会思潮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同时,又总是一定时期文学艺术发展与成熟的标志。因此,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总是十分注意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文艺战线的思想斗争。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早在他从事文学活动的初期,就十分重视文艺思想理论的宣传,《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提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     

论《摩罗诗力说》的比较文学观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早期力作,它既标志中国比较文学新的开端,也标志鲁迅比较文学研究的成熟;鲁迅既有全球意识、世界文学的理念,又有跨时空的中外浪漫主义诗歌的平行研究;在比较文学理念和方法论及具体实践方面,《摩罗诗力说》都有卓越建树。     

鲁迅论美的本质与范畴

美的本质是美的哲学所要探讨的最基本的课题。鲁迅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论述,我们只能从散见在他各种著作中的意见,做一些综合的窥测。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以热情洋溢的笔触,介绍英国诗人雪莱(P·B·Shelley,1792—1822),“怀抱无量之希望信仰,暨无穷之爱,穷追不舍”,而“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他说: “修黎(按即雪莱)者,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浅人之所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若能真识其人,将见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阻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爰有美之本体”。     

我国划时代的比较文学论著《摩罗诗力说》

比较文学在我国虽然兴盛于近几年,然而,究其在我国发生的历史,还须追溯到本世纪初。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的问世,便标志着这一开端。《摩罗诗力说》写于一九○七年鲁迅留日期间。当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刚刚诞生于西方的新兴学科,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日本当时不仅开设了比较文学讲座,有许多关于比较文学的     

从《摩罗诗力说》看鲁迅“战斗精神”的诗性塑造和裂解

后期留日鲁迅追求的"精神界战士"形象,在《摩罗诗力说》得到了主体式的诗性表达。但在十余年后的《呐喊》《彷徨》中,那些反抗者却不再具备"战士"所具备的完整精神,而身陷各种各样的困境之中并最终失败。通过考察后期留日鲁迅在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所建立的诗性主体及其战斗精神的特征内涵,并与十余年后《呐喊》《彷徨》的反抗者形象进行对比,从精神气质的裂解和由裂解导致的异化分析反抗最终失败的原因,由此探寻鲁迅文艺思想在不同时期传承与转变的表现形式。     

鲁迅眼中的俄国诗人：形象学视野下的《摩罗诗力说》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描绘了一个以拜伦为宗的摩罗诗人谱系,提出了诗人的任务是“撄人心”的观点。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鲁迅刻画的两位作为“精神界战士”的摩罗诗人。作为注视者,鲁迅在建构诗人形象时根据自身的期待视野使用了新的参考系,以这一参考系评价了俄国诗人。同时,形象建构过程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产物。中国的特殊境遇使鲁迅在建构俄国诗人形象的过程中以中国的文化模式意识形态化了他者形象,其目的是通过宣扬摩罗诗歌的精神,改造国民性,改变弱国弱民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