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劳动中性别分工问题及其现实出路

互联网平台劳动是共享经济时代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随着共享经济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平台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平台职业性别分工体系。这一体系不是对原有自然性别分工的延续，而是对原有分工体系的社会技术性重构。相较于“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性别分工，互联网平台的性别分工更具隐蔽性，这种技术控制造成了现代女性的劳动异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性别分工理论中，消灭分工的根本手段是消灭分工的异化属性，而互联网平台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分工的异化属性，给消灭性别分工并实现人的解放带来了新的挑战。     

社会转型期妇女社会地位的边缘化

直接或间接导致我国社会转型期妇女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原因主要有客观建构与主观认同两个方面,即劳动的性别分工、社会性别分层与科层制社会结构、性别权力关系市场化、法律政策规定的性别视角缺乏以及女性对社会性别文化的认同、女性价值观形成与自我期待等等。扭转妇女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对策是:完善市场经济,调整家庭分工,提高妇女科学文化素质,构建社会性别文化的新形态和新话语。     

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1940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中国共产党是倡导性别平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其一度激进的妇女政策在1940年代却发生了温和化转向。抗日战争开始后，革命根据地内阶级矛盾的缓和与劳动力的相对充裕使激进的妇女政策成本上升、收益下降。抗战中期，国民党的“限共”政策给中共战争资源汲取带来了压力，引发了党群关系的变化。为缓和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非阶级斗争形势下实施了群众路线，通过组织群众劳动生产以扩大总产出。在组织群众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被强调，激进妇女政策的路径依赖被打破而随之温和化。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温和化重新平衡了革命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重新平衡了男性群众的利益偏好与女性群众的生理特性。     

妇女劳动的理论建构

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何在？这是近20、30年来性别社会学和女权主义理论一直寻求答案的问题。分析的视角很多，有从文化的角度，也有从政治权力的角度，但更多的是分析是来自经济和劳动的角度，本文主要展示近30年来西方社会学对妇女劳动和性别不平等的研究。     

家务劳动分工和宏观层次的性别不平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婚妇女就业率越来越高,特别是近20年来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这些劳动妇女仍然要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过去很多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个人或夫妇双方的特殊因素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而学者们普遍认为,宏观层次因素对家务劳动的分工有着重大影响。本文旨在研究宏观层次的性别不平等。美国的社会学家对22个工业国家的家务劳动分工的研究表明,性别不平等对家务分工有较大的影响。国家之间的性别不平等差异,如在工资、职业升迁轨迹、性别意识、政治权力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到家务劳动的分工。例如…     

要承认男女劳力的合理分工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实现事实上男女平等的必要条件。为了使妇女能集中精力在社会劳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消除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这些观点,现在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劳动(社会劳动不包括家务劳动。家务劳动虽具有社会性,但不属社会劳动的范畴)分工中,还存在不存在合理的、相对的性别分工?要不要提倡社会劳动的两性分工?这种分工对妇女解放和实现男女平等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在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已经提出来,对它进行分析研究,对探寻我国妇女解放道路不无补益。     

外出务工背景下夫妻资源对农村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基于巢湖市居巢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安徽居巢农村居民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了外出务工背景下的夫妻资源对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妇女比未外出妇女对丈夫分担家务的家务分工期望更高,且女性本人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对家务分工期望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经历与夫妻资源的交互作用表明,随着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约束作用减弱,外出务工经历增强外出妇女的夫妻教育资源对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效应,外出务工经历没有增强外出妇女的收入资源对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效应。     

农村工业化对农户性别分工和福利分配的影响

通过对河北省玉田县的实证分析,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在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配置、家庭决策权及家庭福利分配方面的性别变化,认为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产品的类型和企业的规模对妇女参与企业管理和程度有较大影响,而妇女是否参与工业劳动、是否参与管理与妇女参与家庭决策及福利的获得为正相关关系。     

收入如何影响中国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

在市场劳动领域的性别隔离程度快速下降的时代,是什么因素使得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得以延续？既往研究将原因指向性别差异依旧明显的个人收入,但学界在收入对家务劳动分工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上存在明显争议。通过对CGSS2012数据的考察发现：妻子对配偶经济依赖的下降会减少其家务劳动比例,二者关系不受个人及配偶绝对收入的影响;配偶绝对收入的加入使得经济依赖与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联系从线性负相关关系转变为倒“U”型曲线关系。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收入与劳动性别分工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准确与具体的证据,并预示了一种不同于已有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联系性机制与行动策略。     

论安德烈·高兹的三大批判

安德烈·高兹指出资本主义因受经济理性的驱使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矛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进行经济理性批判和生态重建。高兹批判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指出核技术具有独裁主义的性质,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并在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危害时,提出劳动的解放意味着时间的解放。     

分工演进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分工演进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农业分工抑制是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是促进物质资本迂回、人力资本迂回、专业组织推进、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劳动流转等五种类型的分工演进.利用中国31个省区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分工演进综合指数可以有效地解释农民收入和农业发展.基于此,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要害是通过技术创新和体制完善来促进分工演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推导出国家整体和不同省区的农业发展政策含义.     

中日机电产品生产分工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零部件贸易分析

本文对中日机电产品零部件贸易发展概况、产业内贸易水平及类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此揭示中日机电产品生产分工的历史演变规律及最新进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机电产品零部件贸易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其分工格局已经实现了由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的深刻转变。但是，中国在中日生产分工体系中居于价值链末端的地位依然未得到改变。中国政府和企业需采取大力培育规模经济、促进产品差异化、发展对日直接投资及高效整合产业链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中日产业分工的深化，并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分工性分配论:理论发展和现实演变

自古典经济学提出“分工能最大增进劳动生产力”和收入分配理论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对收入分配的研究虽有不少独到之处，但整体思路上仍沿用功能性或个人性收入分配的分析方法，或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所谓“生产要素的贡献”，或是仅注意个人之间的分配均等性问题。而分工性分配理论，从分工提高效率并创造收入，收入的分配必须同时注意生产效率和个人公平，分工发展引致分配的多元化，生产要素所有者因履行与分工相联系的产权责任得到收入，以及“公平合作”的收入划分标准等方面，提出了与功能性和个人性收入分配理论不同的基本思路。     

城市低龄老人性别分工的社会学分析

在老龄化社会中,低龄老年人如何顺利而平稳地实现角色转换是一个有着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研究议题。通过对某两个城市社区中的低龄老人进行探索性调查,发现在低龄老年人群体中,男性进行二次就业与女性操持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具有一定普遍性。这是传统的"男外女内"性别规范型塑的结果,直接有利于男女两性在退休后避免角色失调,并且在深层次上具有着复杂的社会功能。     

生命政治论的女性主义解读——以权力的三重向度为视角

以福柯、奈格里等为代表的生命政治论有暗藏的性别意蕴,体现在权力的三重向度中：资本向度、生产向度和劳动向度。资本向度是生命政治论与女性主义的接合点,它指认了资本即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必须以性别的权力支配关系为前提;权力对身体和人口的掌控使性别分工得以固化,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则将性别不平等隐藏在商品的等价交换之中;生产向度是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对生命政治论的进一步发展,它揭示了性别不是自然物,而是权力生产的效应,其生产机制是操演性的,使性别在权力的自我颠覆中被重复建构;劳动向度是女性主义对生命政治论的当代解读,它分析了生命权力与晚期资本主义劳动女性化之间的关联,揭示了情感劳动使生产与再生产同一化为生命政治生产的现状。权力的三重向度内在统一,共同彰显了生命政治论隐藏的性别逻辑。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城市贫困家庭分工制度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家庭中的成员照顾、家务劳动分工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这并没有能够改变人们思维中有关家庭分工制度的性别规范,也没有动摇性别符号的象征秩序.城市贫困家庭分工制度中性别关系的模式是社会文化结构的一种象征性表达,性别不平等并未随城市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本质的改变.     

Internal Drivers and the Specialization Statu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将增加值率和生产率作为跨国可比的国际分工地位度量指标,引入产品内分工分析框架中,刻画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受国内技术创新、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以及FDI溢出效应等因素的影响机理,并以中国高技术产业和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内的技术创新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协同性提升,是提高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性内部动力,而FDI溢出效应的作用相对有限。因而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是要挖掘和培育内部动力,而非依赖于FDI的溢出效应。     

韩中日产业分工结构的变化及中美贸易

本文通过对韩中日三国之间的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进行动态分析,印证了三国间的分工结构存在着持续的变化趋势,从垂直分工结构转变为水平分工结构,中国在东亚、西亚价值链中日益发挥中心作用。通过对东北亚地区分工结构进行相关研究,确认中美贸易与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北亚分工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结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中美双边贸易。而中国对美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中显示了与韩中日相似的特点,说明中美分工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中美贸易逆差不是孤立的,而是分工结构变化的结果,仅仅依靠贸易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评估——基于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妇女发展纲要的要求，从国情出发，参照反映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常用指标，尝试构建了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作出评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发展程度，与健康、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相比，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还相对滞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劳动能否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之考察

马克思说劳动能够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但在迄今人类历史发展中,劳动不仅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反而出现异化劳动和物象化劳动.异化劳动和物象化劳动是一种非正义性劳动,其根源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非正义性劳动的消除需要一种条件,这种条件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变更.代替非正义性劳动的将是人的自由劳动.从非正义性劳动到自由劳动也是人的存在状态的改变,即劳动从一种强制性活动变为人的第一需要,出于第一需要的劳动是一种辩证的享受,在去除社会强制性方面,劳动是自愿的、 享受的;而从劳动的实践属性上看,劳动仍是一种紧张活动.也只有在去除了强制性的紧张活动中,人之为人的本质才能得到确证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