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地租理论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启示

当前,中国农业土地制度及其相关的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借助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便对地租、土地所有权及土地价格等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地租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劳动价值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为基础,科学系统地分析了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条件下,地租的产生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关系。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对完善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善农民土地经营管理、促进农业经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田制不立”到“土地兼并”:民生视角下宋朝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问题研究

耕者有其田、民众安居乐业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景,民生保障和土地制度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王朝兴衰的关键。从民生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剖析宋朝土地制度与民生实践的互动演化发现:在“田制不立”政策导向下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空前发展,民生状况堪忧;尽管租佃制客观上推动了地权分离,有助于农民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繁重的地租和徭役赋税进一步恶化了民生问题。两宋期间的土地利用和赋税等制度曾有过阶段性调整,但始终无法缓解地权分配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民生状况恶化和社会矛盾冲突。透过民生和土地的内在逻辑发现,民生状况恰是土地制度演化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应是地权结构调整的实践理性。     

建国前后的"农业社会主义"风波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围绕"农业社会主义'问题产生的分歧与争论,其结果是中国农村在国家力量强势主导下迅速"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其实是如何看待、对待农民的权利和以地权为核心的农民的财产权;广而言之,六十年来农村的曲折与发展,根本问题也是如何看待、对待农民的权利和以地权为核心的农民的财产权.     

建国前后的“农业社会主义”风波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围绕“农业社会主义”问题产生的分歧与争论，其结果是中国农村在国家力量强势主导下迅速“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其实是如何看待、对待农民的权利和以地权为核心的农民的财产权；广而言之，六十年来农村的曲折与发展，根本问题也是如何看待、对待农民的权利和以地权为核心的农民的财产权。     

20世纪30年代南通地区的乡村经济与农家生活

20世纪30年代的南通土地占有极不合理,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土地,被迫接受地主高额的地租剥削,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农民除精耕细作外不得不从事副业生产,其中特别是土布纺织。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村资金融通困难,许多农民被迫靠典当甚至高利贷度日。受自然灾害频仍、外国农产品倾销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经营规模小,收益低,农民终年辛劳却报酬甚少,一些农户因而选择了弃耕经商或进城务工。     

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策略研究

无地农民是地权稳定乃至地权固化后形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特殊群体,解决无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从户内和户外两个层面构建起无地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体系,在户内土地权益保障方面,主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两大策略;在户外土地权益保障方面,主要是通过将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按照科学的数量标准和规范的先后次序规则发包给无地农民。为确保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当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细化土地承包经营户内成员共同共有,同时,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分配土地资源的管理制度。     

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特性与转业补偿机制

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土地是农民劳动和生存的条件,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与之对应,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分为劳动收入和产权收入,其中产权收入表现为地租。要使农民出让土地后生活仍有所保障,则要对劳动条件和部分产权的丧失均进行补偿,即实行双重补偿机制。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和对地租的收取权是以其在土地上的劳动为前提的,停止在土地上的劳动就不能再收取地租;但是,为保障农民转业的顺利实现,地租收取权的终止要有一个滞后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模式述略

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着明显弊端 ,农村地权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在农地国有、集体所有、私有、复合所有等思路下 ,农经理论界和各地在实践中建构了多种地权创新目标模式。本文拟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些模式加以综述。一、土地国有化思路下的农地模式　　土地国有 ,农民永佃 ,国家征收统一的土地税。杨经伦提出 :在现存的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土地承包经营基础上 ,取消土地集体所有权 ,转归国家 ,用永佃制形式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制度化和法律化。[1] 安希亻及对上述模式进行了补充 :实施农地国有永佃制 ,国家只征收统一的地…     

锲而不舍 迎难而上

朱剑农早在3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农村经济和土地问题的研究.他在1939年至1944年间,先后在《时事类编》、《经济汇报》、《新中华》、《东方杂志》、《财政评论》、《四川经济季刊》和《中国农民》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有关土地和地租的论文,揭露国民党土地政策的反动实质及其"土地专家"对农民的欺骗宣传,阐明了我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解放后,尤其在六十年代初以后,朱剑农又着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地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他先后在《江汉学报》、《学术月刊》上了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级差地租》、《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级差地租》以及《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级差地租的几个问题》等论文,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因消灭了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绝对地租随     

社会主义农业地租新论

社会主义农业地租是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地阐明这一问题,对于指导我们制订正确的农业政策,完善农村联产承包制,有很重要的意义。 自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就有不少同志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租的理论,来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地租问题,并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地租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物,社会主义消灭了土地私有制,所以,地租也随之消失。另一种观点认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社会主义尚存在土地所有权,所以,也必然存在地租。这两种观点都把地租同土地所有权相联系,这是正确的出发点。但我认为,这两种对社会主义农业中是否存在地租作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观点都不符合我国农业土地经营中的客观经济关系。因而都是值得研究的。经济理论概念是现实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不符合客观经济关系的理论观点就不能认为是真理性的认识,就应当否定利作进一步的新的探索。目前对社会主义地租问题的研究要从两方面深入:一是     

地租新释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利用率低下,浪费惊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以上种种现象和我国土地产权不清,无偿或低价使用有直接的原因,而地租理论上的严重缺陷则是其深层根源。本文将界定土地及其产权概念,阐述地租和地租来源,并评论几种代表性的地租学说。 一、重新认识土地和土地产权 1.土地概念界定。自然意义的土地是指地上、地下、空中的一切自然资源,包括土壤、岩石、水文、气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房地产业发展

从当前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城市郊区化的不断发展使农村房地产业的发展具备了有效的供给和需求条件,同时日益明晰的宏观政策环境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为农村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我国农村房地产业的发展还面临着农民失地、土地浪费、市场混乱等诸多挑战。因此,应从农民利益保障、土地制度、审批管理体制、金融制度及政府管制等方面,促进我国农村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价值不断显现,政府通过地租、税收、费等形式获取的大量的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土地收益分配管理体制不合理,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是地方政府强烈的“圈地”、“批地”冲动的基本成因。改革和规范土地收益分配与管理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农民的利益,遏制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冲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国家以及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妇女土地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及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市场化的制度架构与政策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流失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或缺乏保障,并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现阶段妇女地权保障是有限的,因为保障妇女土地权利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在妇女地权的界定上,法律赋予了妇女土地权利,并倾向于保障其在原居住地的土地权利,而习俗却是要求妇女在新居住地获得土地,这不仅降低了法律的可操作性,也减弱了法律对妇女权利保护力度.妇女土地产权界定的特殊性及产权保护的有限性,共同决定了妇女地权的不安全性.     

地权市场演进和要素组合的制度绩效:1978-2008

家庭承包制作为我国地权市场的发端和基本的要素组合形式,从经营性地权的层面提升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了利益分配结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资产性地权为主导的土地需求成为地权交易和要素组合模式的新特征.而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使得逐步市场化的地权市场和多样化的要素组合模式正在推动要素配置效率和利益结构的合理化.     

农民增收:地权稳定抑或土地流转?——基于对漳浦县农地细碎化和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分析

本文根据对漳浦县的调研计量分析了农地细碎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于传统认识,一定程度的农地细碎化对南方沿海地区农民收入反而有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我国现有的加工贸易型工业化、滚动型城市化使农民的非农化采取了特殊的形式。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并没有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必要前提,因此,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必须从调整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入手。目前情况下,加强农村地权稳定性,尊重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自主权,对于维护农民基本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

文章在总结了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变化和特征的基础上,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指出人口压力在近代土地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地,提出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略论同光年间湖北农业生产关系的若干特点——近代湖北农业研究之一

在中国封建农业经济中,土地所有制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不仅是决定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物质基础,以及地租产物的根据,同时又是决定农民经济地位及分配形式的关键。同光年间,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下令恢复传统的地丁漕粮征收,竭力重建封建     

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

不同地权制度方案截然对立,却都宣称维护了农民地权,且都有相应的经验材料作为支持.因为具体经验材料在农民地权诉求的整体表达结构中位置不同.在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中,扩大地权方面存在城郊农民与大田农民的对立,稳定地权方面存在上访农民与普通农民的对立,套现地权方面存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对立.只有深刻把握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才能真正把握农民的地权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