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制度到行动:体制缝隙与“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基于“行动”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路径

转型时期中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媒体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场域,它带来了新闻专业主义运作的复杂性和情境性。基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应该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经验,建构一种动态的关于媒体从业者"行动"的研究视角。这一研究视角将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放在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公众群体与媒介组织之间的复杂博弈中进行观察,致力于探讨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是如何在外部权力与媒体内部因素的互动中进行运作的,最终形成一种协商型的新闻专业主义。     

从姚明“被退役”看记者的新闻伦理

姚明是"被退役"的,让姚明"被"退役的是美国媒体及记者,是他们根据事实和推理在姚明宣布退役前抢发了"姚明退役"的新闻。中国媒体及记者由于立场与美国媒体迥异,回避了"姚明退役"的首发新闻。"姚明退役"的新闻,折射出的是中国记者违背"记者不应与采访对象做朋友"这一新闻伦理,以及中国媒体习惯于误读"公众利益",进而导致中国媒体在"姚明退役"首发新闻上的失语。     

代孕的伦理考量与法律规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生殖技术的代孕已成为社会上的一种新兴产物。一直以来,女性的子宫就不是一种中立的道德价值存在,胎儿也不能是商品,女性也不可能成为商品被挑选。当人的身体被客体化和工具化时,它给现代社会关系带来伦理道德和法律的风险。我国卫生部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及伦理原则》中都是明令禁止代孕的,严禁任何以交易为目的谋取利益的代孕行为,但是其他法律法规的空白状态引发了代孕严重的伦理问题和法律规制问题。我国应利用法律手段来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提高阶级立法规制,提供代孕不合法的法理依据。     

美国媒体话语中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变迁审视——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媒体话语中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可概括为:转型、发展、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贯穿始终。近年来"大国责任论""大国领导论""替代论"种种新论调亦纷纷出现。总的来看,美国媒体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多是负面的,具有较强的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和批评性。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无疑是中美主导经济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致使美国感到"威胁"和主导理念的不同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中国要"和平崛起",就应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这一现象,让世界读懂中国。     

"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与国际中文教育——以"歪果仁研究协会"为例

在新媒体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开始崛起,其中不乏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网络红人,他们让更多人了解了中国.同时,在中国也有一些外国人,记录着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中国文化有不一样的感受.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歪果仁研究协会",这种"他者"视角下的自媒体带给了国际中文教育以启示.本文将以"歪果仁研究协会"为例,探究"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传播,并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新思路.     

常博逸咨询思而后行

自从"麦肯锡兵败实达"的议论被中国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之后,洋咨询包治百病的神秘,被无情地撕开了一角。"雇佣最好顾问"的原则和"客户第一"的诉求,究竟谁摆在前谁位于后,也似乎成了中国企业面对洋咨询一个尖锐的评判标准。     

中国应为衰落作准备

蹲下来不会矮了你的身高。中国已被公认为是崛起中的大国。国际媒体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何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国内,"大国"话语也主导媒体和人们的思想。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以经济起飞震动世界之时,电影《日本沉     

春秋航空的低票价征途

从1元票价到"黑名单",春秋航空成为一系列新闻事件的主角在崇尚以和为贵的中国商界,春秋航空公司首创的"旅客黑名单"让不少人感觉到了挑衅意味。多数媒体是从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的博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广播电视媒体合作历程

"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广播电视媒体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内容之一,对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构建新的世界舆论格局,发展文化产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梳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广电媒体合作历程,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可助力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媒体合作。本文认为中国广播电视媒体与世界媒体的合作最早是从当前所说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的,并且因为世界各国的竞争与合作,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经济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沿线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社会不稳定、政策限制、媒体欠发达等因素,合作历程大致分为曲折开展期、恢复开展期、稳步发展期以及战略机遇期。     

被窃听的中国政要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窃听风云一直弥漫在中国领导人身上。1961年,窃听毛泽东的"秘密录音事件"让杨尚昆"整夜未睡好";文革时期,李先念和叶剑英为躲避窃听,用笔写颠覆了"四人帮";2002年初,有媒体爆出江泽民的专机被检测出有27个窃听器,直接导致了中国"空军一号"计划的流产。     

未来10年:中国公关市场谁主沉浮

笔者以为未来的10年将是中国公共关系行业第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类组织专业意识的成熟和媒体环境的良性转化将为公关公司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单一的公共关系市场。从80年代中期现代公共关系正式在中国登陆,中国的专业公关代理公司在这20年间得到快速发展。总体来看,笔者认为过去20年公关公司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基本上是国际公司独霸天下,本土公关无论是客户还是专业公司都是一片空白;后10年情况剧变,本土公关专业公司迅速崛起,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IT、互联网、通讯…     

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

"5.12"汶川大地震灾难对中国传媒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我国主流媒体的表现是对信息公开条例精神的一次身体力行.我们看到.中国记者并不缺乏专业精神,在突发危机事件中,信息公开的原则激发了传媒人专业精神的一次大进发.     

职业排队人

河南打工妹姜玉凤在广州靠替人排队赚钱,收入不菲,还因此开办了专职排队公司,这位打工妹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位合法的职业排队人"。一时间,职业排队人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中国经销商：浴火重生——第四届中国经销商大会在京召开

2007年8月7日、8日,由《销售与市场》杂志社、中国经销商发展研究中心、安徽电视台共同发起主办,电脑商报、搜狐、第一营销网等国内众多知名媒体协办支持的第四届中国经销商大会在京隆重召开。包括张利庠、胡左浩、赵强等十几位著名营销专家、近300名国内知名经销商代表、数十家媒体记者会聚一堂,参加了本次主题为"中国经销商:浴火重生"的盛会。在同期举行的2006-2007年度中国金销奖颁奖典礼上,20家经销商企业和个人最终捧起了金销奖"风云企业"和"风云人物"的奖杯。     

什么是公关？

中国公关人的最大烦恼莫过于整个社会对于公关的误解。去年“达芬奇公关事件”提及到的“公关合同”和向“公关公司”支付所谓的“公关费”，更是把“公关”这个专业概念与中国社会的腐败行贿手段相提并论．“公关”一时成了花钱找媒体清除负面报道的代名词。这无疑让公关专业工怍者蒙受了莫大屈辱。     

“文化面具”表情包

正一场在海外社交媒体发生的"表情包大战",让人感叹表情包的作用,已经强大到可以用来"骂人"了。"骂人"其实是"表情包"的基本功能之一,这次"表情包大战"的看点在于,它升华了表情包,让其成为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的承载工具。照此发展下去,大胆     

广东工业大学数字媒体专业教学实践及对策

文章首先对数字媒体专业的社会需求及专业研究方向进行了介绍,然后简要介绍了数字媒体专业教学实践活动,并提出了一些专业发展方面的问题和对策。     

贺逢霖:最强创意的追求者

正他说,"媒体的分化让媒体业越来越复杂,我们一直尝试运用更多的技术为客户提供创新的商业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广告。"2014年3月,源自德国的"最佳品牌"颁奖典礼在中国登陆!上海浦东,全球首家BMW品牌体验中心,百位嘉宾共同见证了中国品牌的力量,其中不乏影响中国经济的决策者、媒体及市场精英代表,大家一齐揭晓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并授予其"最佳品牌"奖项。与会嘉宾谈论最多的是如何为诸如此类引领趋势的传播活动提供更多强有力的平台。也是在这样的盛典上,记者初识     

还原公共关系

众所周知,有效的媒体资源和良好的媒体关系是公关公司的核心服务能力之一,但是,公共关系不等于就是媒体关系。尤其是随着中国公关行业十几年来的高速发展,市场和专业理论不断细分和融合,新媒体层出不穷,公共关系的范围和边界应如何界定?中国公关服务业务的种类又发生了哪些变迁?为此,本刊邀请了中国著名公关学者与资深实践专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探讨。     

从被动应付走向积极应对——试论当前政府和媒体关系的变化

从建国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是一种权力相对集中的政府管理模式,政府与媒体之间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上下级关系,"喉舌说"、"工具说"是我国对媒体属性的主流认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媒体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体制下媒体的新的特点.媒体逐渐增强了信息传播功能,逐渐成为社会最有效的传达、动员和组织的载体和工具.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管理与被管理已不能反映两者的关系,政府越来越多地受到媒体带来的挑战,必须从过去的被动应付转向积极应对.政府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既要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又要接受媒体的监督;既要通过媒体了解社情民意,又要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既要让媒体为我所用,又要为媒体提供服务;既要尊重媒体的新闻自由,又要防止媒体权力的异化;既要推动媒体产业发展,又要避免市场带来的低俗化倾向;既要开放境外媒体采访,又要抢占世界舆论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