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论"本"

学术界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中＂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等观念的历史渊源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先秦典籍《管子》。经过对《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进行解读、归纳,发现《管子》中对＂本＂的不同表达,如＂某某之本＂、＂以某为本＂、＂操本＂、＂务本＂等,在其含义和内容方面是很有区别的。纵观《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以农为重、不排斥全面的经济调控;以治为核、不忽视王霸的思想引导;以君为要、不错过点滴的制君良机;以人为本、不限于功利的耕战之资的社会思想。     

在“有待”与“无待”之间——荀子、庄子“道”范畴的比较研究

荀子、庄子皆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在＂道＂范畴的建构中,荀子倡＂有待＂以成＂教化＂之＂道＂,庄子倡＂无待＂以成＂逍遥＂之＂道＂。本文以释道、体道、存道、明道为观照层面,以＂天为＂与＂人为＂、＂类＂与＂游＂、＂群分＂与＂自适＂、＂言教＂与＂不言＂为比较论域,对荀子、庄子的文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与文化阐释。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之“无”的批判和重建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是以＂有＂为最高原则的哲学,＂无＂在其体系中没有地位,原因在于它以存在者为切入点,以＂是什么＂的方式追问,以逻辑概念性方式进行思考。传统形而上学思考的一直都是存在者,把＂有＂和＂无＂规定在以主客对立为前提的对象化的框架中,海德格尔则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切入方式、追问方式和思考方式,以现象学的方法,从存在本身出发,用＂如何＂追问＂无＂,用＂畏＂和＂沉思＂思考＂无＂,使得传统形而上学发生了倒转。     

工匠义常用词的演变——以走马楼吴简“师佐”类词语为中心

工匠义常用词是汉语史上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一类词,其核心词＂人＂、＂工＂、＂匠＂、＂师＂及其作为词根不同时期构成新词的数量和能力,反映出书面语中,上古用＂人＂,中古用＂工＂,近代用＂匠＂;口语中,上古以＂人＂为主,中古早期以＂师＂为主,中古后期＂师＂、＂匠＂共用,近代＂匠＂脱颖而出。从上古到中古、从中古到近代,其间当有新旧质素共存竞争的过渡时期,两汉两宋承担了这一任务。     

略论唐律中的法家思想特点

从唐律中德法关系的几方面特点来看,唐律虽然也强调＂孝亲＂,但终以＂公法＂优先于＂私德＂,以＂忠君＂优先于＂孝亲＂;唐律中＂刑罚＂的目的着眼于外在行为的调控,而不是道德＂教化＂;唐律强调为子、为臣要＂顺上＂,强调对＂人＂的服从,而不是＂从道＂、＂从义＂。唐律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一种＂改造＂了的法家思想。     

吉田茂“中苏离间论”评述——吉田茂政治思想及其对华政策的视角

＂中苏离间论＂既是战后国际冷战格局作用于保守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吉田茂的产物,同时也承继战前吉田思想,内含了吉田政治思想中＂反共主义＂、＂经济主义＂、亲美英的＂对美追随主义＂等侧面,可以作为吉田政治思想及其对华政策研究的切入点。1954年吉田携其＂中苏离间论＂出访欧美,目的是欲以他的＂离间中苏＂构想为手段游说美国,以求美国同意日本调整对华政策,发展对华贸易,这充分体现了吉田政治思想＂现实主义＂的侧面。此访未果,意味着对外以＂对美追随主义＂为第一要义的吉田政府在谋求调整对华政策上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此后至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只得以＂政经分离＂为政策原则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封孝伦美学思想探幽

封孝伦的生命美学在与实践美学长期的对话、交流中脱颖而出。他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研究方法,以＂人的生命需要＂为逻辑起点,以＂三重生命＂学说为理论支撑,以＂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实现＂为核心命题,从而创建了一个科学、严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美学理论体系。该体系既是封孝伦美学思想的完美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美学发展的新创获。     

品牌本体论视角中的品牌竞争力

品牌本体论实现了对以往品牌理论的突破,具体表现为从品牌＂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认识的深化,从品牌＂功能制造＂到＂意义制造＂理解的突破,从＂品牌信号＂到＂品牌主体＂认识的转变。品牌本体论中的品牌竞争力,是以物质竞争力为基础、以文化竞争力为主导、以市场竞争力为目标的三因素结构,这一结构它比较明晰地体现了＂品牌本体论＂的特征。在这个体系中,品牌所表现的主要是文化的意义或价值,因此文化引导着品牌的发展方向,成为品牌的核心价值,品牌文化竞争力在品牌竞争力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     

“实”而“中庸”——试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解读

朱熹对＂中庸＂的解释,体现出其理学的实践性特征。具体而论,他一方面主张＂在中＂之＂中＂、＂时中＂之＂中＂的区别,同时又将二者贯通起来,以＂在中＂之＂中＂来统摄＂时中＂之＂中＂,兼体用而言＂时中＂,体现出深厚的理学意味,也展现出理学家＂体用一源＂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释＂庸＂为＂平常＂,拓展了＂庸＂字的实践范围,也加强了＂庸＂字的实践意蕴,体现了朱熹思想的实学特征。     

牡丹江大学开展“养成教育”成功范式的理论剖析

＂养成教育＂是以培养个体良好行为习惯为中心的素质教育,牡丹江大学在学生培养中以＂养成教育＂为切入点,以点带面,坚持创新精神、经营思想、勇于实践,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办学之路。     

研究型教育是大学教育改革的关键

所谓研究型教育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的教育,其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三大精神"(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教会学生进行研究的方法。研究型教育是创新型教学的前提,没有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的培养与提高,就没有创新型教学。研究型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因此研究型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研究型教育应该贯穿大学课堂内外,才能够真正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     

“心之元声”——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是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总结性成果。王夫之将＂心之元声＂论作为其诗歌美学思想本质论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心之元声＂的阐释,王夫之指出＂心之元声＂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系的产物,是诗歌的本质所在 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心之元声＂的特征,认为＂性之情＂就是＂心之元声＂。王夫之的这一诗歌审美本质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孟子“四心”的双重内涵--基于孟子对“四心”的两种不同表述的分析

如果“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的“端”作“端源”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就表达了“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源。“恻隐之心,仁也”等所论证的性善之性是指为善的能力,其能够显现为具体事相上的善,从这一点来看,“恻隐之心,仁也”等就表达了“四心”能够落实、显现为仁义礼智。“四心”能够落实、显现为仁义礼智也就体现了“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源。     

略论太虚佛学教育观及其当代价值

民国高僧太虚佛学思想深刻,其佛学教育活动蔚为大观;而＂教育＂本身即是作为宗教形态＂佛教＂的题中之意。因此,太虚佛学思想中也蕴含着辩证而极富时代价值的教育观。太虚的佛学教育观具有强烈的应世色彩,这是其所处的变革语境决定的。太虚佛学教育观以＂适化时机＂为基本理念,从中开出了＂应导相恰＂的教育原则,这典型地表现在太虚对＂理性＂与＂事相＂的论述上。此外,太虚化用＂体用合一＂为教育方法,具有严整的三层次论断。整套太虚佛学教育观都是以当世实践为基本目的的,这对当代佛教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僧伽教育的建设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新加坡东方价值观教育运动的特点与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结合国家实际,按照“以用为先”的原则对国民进行东方价值观教育,强调国家至上,以“忠”为要进行国家意识教育;以家庭为根,推行以“孝”道为荣的家庭道德教育;坚持廉洁奉公,以“廉”为本进行官员的法制教育。这使得新加坡成为国家凝聚力强、家庭生活和谐、政府执政清廉高效的东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     

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教师培养问题的思考

依托良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德国通过＂精心选拔教师、精细设计培训＂的特色教师培养体系,打造出了一支＂敬业、专业、职业＂的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我们应借鉴德国职业学校教师培训的经验,有政策、有组织、有计划地打造一支适应我国高职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教师队伍。     

孔子“学”与“思”视阈下的素质教育

为探索素质教育的出路,将孔子的“学”与“思”的思想中蕴含的教育理念与当前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孔子强调的“学”侧重于知识的累积与继承,而“思”侧重于知识的创新、发展与批判,在教育过程中将“学”与“思”结合起来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当前,充分认识孔子的“学”与“思”的价值对推进素质教育有启示意义。     

价值失落后的国民性追问——老舍小说“空儿”意象解读

“空儿”在老舍小说《我这一辈子》中两次出现，它实际上是弥漫在老舍许多小说中的一种普遍情绪。它是主人公积极价值在现实面前碰壁后对原有价值的放弃而在心里留下的追求空白，它又是将原有积极价值向“敷衍”的为人处世国民性格的转变。内心里留下了空白，行动却表现为“敷衍”。敷衍是众多国民性格的共有特点，它既有现实生存压迫的直接原因，也有传统文化传承与人性需要选择的内在根源。填补价值空白，回归积极人格的最佳途径是教育。     

从王艮到黄宗羲——试论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和演变

以人文主义为特点的中国启蒙思想始于明中叶以后,其发起者主要为泰州学派创始者王艮。他以“心即理”、“百姓El用即道”、“大人造命”、“安身立本”、“注脚六经”等命题,论述了人文主义思想。此后,李贽将“心即道”发展为“童心说”,将注脚六经演变为粪土六经,严重地j中击了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他又提出私欲即天理的思想,使人文主义向纵深发展。清初,黄宗羲在承认私欲的基础上,主张合天下私欲以为公欲的公私结合的人欲观,并以此为思想基础来筑构他的“大壮盛世”的政治制度,从而对近代的先进人士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释“德”

“德”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德”之本义为目直心正，引伸义为行为端方，后来定型于“品德”、“恩惠”等常用语义。“德”之文化意义及“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统治等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