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两种权威文论话语及其相互关系

对于新中国文学理论建构而言,具有权威性的话语资源,首先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其次是苏联文论。在有限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中,毛泽东不仅对许多文艺内部的具体问题缺乏学术性的论述与探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苏联文论承接的是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论传统,这一传统又与整个欧洲学术传统相衔接。虽然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对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都有学理层面的思考与探索。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论开始"解冻",这一理论动态也能够迅速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影响。建国初期,在中西方古典文论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失语的情况下,苏联文论成为国内理论工作者试图填补毛泽东文艺思想留下的理论空白、突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局限,校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偏颇时,唯一能够借用的话语资源。     

中西方文论批评中的倾向性问题略考

文艺的倾向性问题是美学范畴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当今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不如对真实性、典型性等问题那样重视,专题论述的文章很难见到。实际上,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倾向性概念时,还存在着某些分歧和疑惑。比如,文艺的倾向性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没有“倾向性”这个词,又该作何理解:中西方的倾向观究竟有哪些相同的原则和不同的特点,等等。笔者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查考了部分中西方文论著作和资料,拟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比较,说明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中西方文论中的倾向概念;(二)廿世纪前,中西方文论中的倾向性见解;(三)现代西方文论中的非倾向主张和我国现当代文艺中的非艺术化倾向。     

强化和优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有本土的,但大量地表现为外域的、西方的。我们要重视对当代中国本土的文艺实践和审美经验的理论提升和学术总结,提炼出真正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念。同时要承接和吸纳西方文论本土化的成果,解决在西方文论本土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自觉地整合各种文论学理系统所包含着的合理因素,建构起涵盖"文"与"史"的关系、"文"与"人"的关系、"文"与"美"的关系和"文"自身的关系的及其相关学科形态,诸如文艺社会学、文艺人学、文艺美学和文本学有机融合的宏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体系。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科学文论和诗学文论的关系。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可能性与现实性

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环。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不是移植西方文论话语来替换中国的文论话语;而是立足于当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为本,借鉴、吸收、利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时代已经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实现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共同的"文心"、"诗心"是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他国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王国维、钱钟书的成功经验为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路径。     

关于文艺社会学的思考

文艺社会学,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现代文论的主体、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干与精髓,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加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不但具有学术资源的本土性和学术价值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学术视域的前沿性、世界性。文艺社会学,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入点,当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契合点;成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结合部和２１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学术生长点     

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文论重建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已经在学术界提出。它的理论前提在于当今的中国文论已经西化,可是对于真正的西方文论来说,它显得比较稚嫩,有时也缺乏文化的相应支撑;对于中国的文艺现实和中国广大文艺接受者的审美心灵来说,它又缺乏深厚的根基,难以形成一种有效的阐说。本文首先辨析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然后指出中国文论重建的可行性。     

浅析伊格尔顿的文艺价值观

伊格尔顿的文化生产美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文论界争议颇多的文艺价值观的的问题也有其独到认识和分析,解析伊格尔顿的文艺价值观,无论是其理论的来源,还是“价值”概念的确立,以及对于文艺本质的独到认识,都表现了他对于西方现代文论的超越和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论中西比较诗学的"超越"意识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比较"具有翻译、对话、联系、阐发、影响、接受以及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特殊涵义,它以全球文明作为本位,而不是以某一文明作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双语背景和双语意识的跨语际文论研究.我们既不能用中国文论的标准来衡量西方文论,也不能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论,而要超越中西方两种文论视界.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艺中心论——也谈当代文论的困境

中国文论"失语症"之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学界对"西方文艺中心论"充满焦虑,对本土文化身份有了清晰的认知,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寻找到有效的突围路径,在中国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化问题以及现当代西方文论及其本土化问题上,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研究者不得不面临自身知识谱系的局限、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转化的技术路径的困境等挑战。     

中国文学批评的德本精神及本体意义

中国哲学的德本思想 ,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一开始就形成了以解决人生实践为宗旨和目标的价值批评 ,形成了文学批评的人伦理性、价值理性和社会本体论特征。先秦的德治观 ,直接转化为文学批评上道德形而上的内在含义 ,使中国文学批评具有了特殊的原型本体性质 ,也反映了文学接受处于实用阶段时人们的价值期待。德本精神派生出来的“比德说” ,使中国文学批评把文学提升到一种审美、道德一体的层面来观照和评价 ,因此形成了文学批评以德为本而物象比附的审美定势 ,而不会以类似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形态出现。这种德本批评 ,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 ,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和主体 ,并内化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内核。     

文学感受与批评之“根”——兼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简述了文学感受之于文学批评的根本性意义，指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存在忽视中国文学自身特点和批评主体的文学感受、以西方时髦理论架空中国文学的弊病，而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重视个人感受和印象、把批评当作特殊艺术、坚持批评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无疑为当今文学批评提供了一剂良药，对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坚持源于感受、忠于感受有重要意义。     

苏雪林文学批评之比较方法的运用

在苏雪林的文学批评中，比较手法的运用是极为显著且常见的。中国古典文学深厚的积淀，西方文学文化的深刻熏陶，使其比较之法不仅仅涉及到同时期、同流派作家之间的平行比较，更有以古典文学为借鉴的古今比较，及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的中西比较。这种多层次、多方面的比较，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苏雪林的评论中处于一个广阔而又立体的环境中，这一方面突显了苏雪林的敏锐观察力，同时也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中西纵横交错中的独特魅力。     

试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文化渊源

中国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明显受到西方各种文化学说的影响。本文主要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西方解构理论三个方面,论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与发展的文化渊源。同时指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在借鉴学习西方各种文化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具体实际,探索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感悟式批评对当代巴蜀文学批评的启示

感悟式批评强调灵感、想象、即兴、直觉,这与以自由、浪漫、超越、灵性的巴蜀文化传统在精神上不谋而合。新时期以来, 出版业的振兴、文学创作高潮迭起,与之对应的是文学批评的热度持续,但此时的文学批评开始大规模引进建立在西方哲学、 社会思潮理论背景上的批评模式,而更具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却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忽视,巴蜀文学批评的发展显然 也受此影响。那么在当代巴蜀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感悟式批评融合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感悟式批评中获取灵感,阐释其对当代巴蜀文学批评创作的启示。     

虚幻的理论话语－－中国文化批评理论前提的检视

文化批评是一种西方话语。在文化批评的动机、主体、对象和方法上,中国与西方有明显的差异和距离,这是中国文化批评未能深入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弄清这一问题,才能对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从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看中西美学会通的可能与途径

在中西美学会通这个议题上,大致有两种态度：一是当看到我们所使用和接受的知识、术语大都来自于西方世界,就感到“很丢脸”,然后抛出“失语”之论,这在数年前曾引起热议;二是认为东西是老祖宗的好,但是比起西方美学对我国的影响来看,西方却不怎么接受我们的影响,就认为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是根本翻译不了的,比如“风骨”就会翻译成“大风”和“骨头”,如此等等。在我看来,中西美学会通只是一种方法,或者手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提供了学术史的角度,其目的是美学知识或文艺学知识中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在进行美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所掌握的中西美学知识都会成为思考与借鉴的材料,而且应该尽可能宽广与深入地掌握这一材料,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学术史上的洪荒时代,前人所做的一切理应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起点,这是治学必备的素质。这就是说,“问题”才是核心,“地域特色”并不是问题。     

略说中西文论会通

中国当代文艺学缺少创新是个事实,新时期文艺学的若干“突破”只是清理了积压在文学上的政治废墟,与“文学”一起从政治化和工具化的窒息中恢复了呼吸的能力而已,更没有产生能进入西方文学理论教材的文论家和文论思想。而当前文艺学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又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盲区正被一一照亮,而西方文论的最新风向也能及时而迅速地被国内学界感知,综合创新的时机渐趋成熟,伴随着新一代具有更优良的知识结构的人才的成长.     

中西文论会通研究需审慎

在全球化浪潮的鼓荡之下,时下的中国文艺学研究界,中西文论的会通性研究似乎已经成为文艺学发展不言而喻的前提,因而也就是亟需开展的研究方向,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论题保持谨慎的态度,否则很有可能在自我陶醉的快乐中徒自酝酿虚假的学术繁荣,这种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情形恐怕绝不是倡导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文学的修辞批评之中西比较

中西修辞学都发端于对口语交际的研究,但中国修辞学对文学的关注要比西方修辞学早得多。在对文学的修辞批评方面,西方多强调"说服",而中国更注重"表现";西方重在接受,而中国重在表达;西方侧重作品,而中国还兼及作者;西方突出程序,而中国还考虑过程。在方法上,西方长于论理,中国长于感悟。然而,中国的修辞批评失之零散与玄虚,而西方的修辞批评失之宽泛与偏激。因此,未来文学的修辞批评,必须对中西修辞学及修辞批评理论进行合理取舍,建立全新的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