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收益率偏低新解

与国际标准模型相比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仍然很低。本文认为 ,教育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机制在于它能提高受教育者的配置能力 ,但配置能力的发挥又取决于经济的非均衡程度和市场半径的大小。中国的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分割 ,这抑制了教育配置能力的发挥 ,因此 ,教育的收益率要比其他国家低     

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

本文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对 1 990— 1 999年期间我国城镇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经验估计 ,从中发现个人教育收益率是逐年上升的 ,而且个人教育收益率是递增的。通过估计教育对个人收入增长的直接效应 ,揭示了教育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就业途径的选择来实现的。     

走出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应当看到,目前农村反贫困政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困境。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扶贫政策的明显差别,非农就业的沉重压力,现有开发式扶贫的局限性,失地农民的贫困以及极端贫瘠地区扶贫行动的低效。如何使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走出困境?首先必须确立起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在此条件下,针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确定应对思路。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其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以江苏省贫困村李庄为例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然而,实现非农转移的劳动力就业层次较低、工作时间长且待遇较差,是造成其"移而不迁"的主要原因.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空间和产业转移,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家庭的"空巢化"和村庄的"空穴化".     

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与真实收益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微分分解和回归方法,考察2002—2009年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名义收益率与真实收益率变动的原因,可以发现:美国金融市场风险溢价是决定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变动的最重要因素。美元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是决定中国外汇储备真实收益率变动的最重要因素。基于实证分析还可以推断: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会提高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但降低真实收益率;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影响不确定,但很可能提高了真实收益率。     

教育收益率的部门差异及其引发的思考——以东部一个发达城市为例

对地区性的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东部发达城市的教育收益率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教育的个体经济回报率还存在着一定的部门差异,其中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劳动部门教育收益趋向于越高。对体制内核心部门的分析表明,这些部门对较高文化程度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倾向,针对教育收益率与体制内核心部门对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吸引力之间的不一致,应当对通常意义上的收入测量和Mincer方程进行反思。     

论农村教育市场建设

教育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得以发展的土壤。教育市场的二元结构,尤其是农村教育市场化程度低下,已经成为农村教育发展、城乡教育均衡,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障碍。农村教育市场的建设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农村教育市场建设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转变观念,树立农村教育市场意识;(二)坚持教育公益性与公平性的统一;(三)重构农村教育权力格局;(四)进行制度创新;(五)借鉴国内外教育市场建设的成功经验。     

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

中国农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学界重点关注的主题,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学界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村治理的研究经历了理论范式的诸多变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极权主义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市场转型理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等,这些理论都为分析中国的农村治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从整体来看,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是西方社会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即不断引进和调整新的理论框架,以适合中国农村的特质.对于这种理论变迁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内在理路,寻找适宜的分析方法.     

父母非农就业、外出打工与子女的教育获得

文章把父母的工作状态分为在家务农、在外打工和本地非农就业三种,考察三者及其他家庭变量对子女教育获得（经济支持、家庭辅导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的影响。结论认为：一方面虽然不同职业状态的父母其子女的教育获得有很大差异,但和务农相比,外出打工和非农就业都会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增加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从而更有利于子女获得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机会。另一方面,子女的教育获得极大地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母亲拥有较高学历和非农工作的农村家庭,其子女会受到更高的期望和更多的家庭辅导。因此在引导农民向城镇有序流动的同时,政府应该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并加快农村地区发展、鼓励农民本地非农就业。     

论中国农村现代化与农村教育转型

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东方大国,如何高效快速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以此来实质性地启动广大农村现代化的伟大战略进程,这是中国整个现代化宏图中的题中要义。我们赞赏英籍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农业问题和使农村生活活跃起来的问题”,从而达成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适当平衡。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百县千村”之“整村调查”数据

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顺应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基于“河南省‘百县千村’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在乡镇、县城、省辖市、省会和三大都市圈等多种空间类型的就业分布。从整体看,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呈现出两端多、中间少的“U”形特征,省内则以郑州市区和各县县城为主要就业地点。受教育程度、就业信息来源等个体因素,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抚养比等家庭因素,村庄区位和经济基础等村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选择均有显著影响。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问题

袁桂林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兼职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农村教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曾主持过多项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课题,是这个问题的资深研究者。2012年12月23日,袁桂林教授应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之邀,在北京横山书院做了题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的讲座。本刊经讲者同意选择讲座部分内容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政策因素及推进策略——基于减贫视角

农村非农就业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贫困减少,但总体来说通过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等途径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减贫,因此有效的农村非农就业政策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自由迁徙、严格受控、控制与鼓励并存到公平迁徙等政策,其发展受政策影响经历了时快时慢的过程。目前由于非农就业政策的从属性、非农就业群体利益表达的缺失性以及公共决策模式的集权性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非农就业还存在户籍制度、土地流转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政策性障碍。因此,必须将非农就业纳入国家政策议程,从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土地流转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层面推动非农就业发展,以促进农村减贫。     

产业转型升级对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带动下,产业转型升级和梯度转移也正逐步发展,我国就业人口在不同产业就业的比例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加之经济下行、劳动力素质限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凸显。比如,经济下行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产业转型升级与社会建设不同步导致就业问题仍然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影响到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现状,农民工就业培训资金缺位影响其就业质量并加大不公等,这些问题应当得到重视并进行重点分析和研究。     

农村消费者教育:有效开拓农村市场的新举措

农村市场为什么启而去、拓而不广?这是当前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农民购买积极性和主动性角度,分析了当前制约农村市场顺利开拓的三个主观原因,进而论述了开展农村消费者教育对有效开拓当前农村市场的作用;并对农村消费者教育的主要内容及现阶段开展农村消费者教育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基本思路

我国农村存在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关系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有两个思路:一方面可以从农业内部解决,政府应大力投资于农业领域的公共基础建设,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依靠农业科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另一方面,应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消除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制度性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     

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

农村教育关乎农村的发展,文章在分析我国农村教育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并找出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浅议高等教育动态收益率的计算方法

传统的教育收益率计算方法存在缺乏动态特性及与我国现实状况脱节等缺点、本文探讨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动态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并揭示出其在教育投资决策中的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