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佛山市的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抽样调查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居民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第二,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区域差异。第三,家庭氛围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和社会信心体验对居民的自评幸福感有普遍的影响;心理健康体验对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明显。第四,与较高层次需要关系密切的主观幸福感成分对自评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较为突出。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影响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削弱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能否保持稳定,还是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获得的问卷数据的分析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1.不同群体的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而社会经济地位是导致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2.工作家庭冲突会对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3.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念的高度认可,能够缓和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程度。因此,应有针对性地提升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     

语言让生活更美好：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评价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的重要标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数据,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学指标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之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以及基于条件混合过程(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是稳健的。女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在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见,语言能力具有幸福效应。国家应该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推广,为民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服务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本文利用2010年的CGSS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分析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家庭相对经济等级、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等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自评的家庭经济等级对幸福感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也有显著的幸福效应,处于上升社会阶层或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更幸福。比较而言,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经济等级和社会阶层的幸福边际效应依次减弱,而且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种预测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通过对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的文献综述研究,综合考量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特征,主要是收入因素、宏观社会经济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建立了多种模型,通过对全部数据、训练集、测试集等模型比较验证,并利用评价指标综合考虑,得出随机森林在分类模型中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预测较为合理且准确.根据模型结果,文章从收入因素、收入差距、社会环境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总体评价、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差异以及各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况。并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力。结果表明:个体特异性因素、就业发展因子、家庭文体因子、公共服务因子、居住环境因子、生存环境因子和社会环境因子等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自动寻迹车机构设计及运动仿真分析

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是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经济繁荣发展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主要考察了五个方面的综合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结果显示:五个核心变量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按其影响程度及大小的顺序排序为:健康因素、社会因素、经济水平、家庭因素和工作因素。其中,健康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     

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食品安全认知与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采用2016年苏鲁两省城镇居民调查数据,构建食品安全认知的测度方法,并结合有序Probit模型,考察食品安全认知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居民食品安全认知得分每增加1%,城镇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0.62%、0.45%和0.41%,而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0.82%和0.68%。其中,对于主观幸福感影响正向显著的变量主要有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自评健康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类型、家庭总收入、家庭资产和社会资本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负向显著的变量主要有户主年龄、户主性别、老年抚养比、家庭成员不健康比和家庭负债等变量。进一步来看,食品安全认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年轻和在体制内工作的人群中更为敏感。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考察分析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并探究其可能的影响因素。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发现,79.1%的老年人认为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幸福＂的,个体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婚姻家庭以及社会支持状况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4个重要影响因素。     

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后GDP时代,居民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通过编制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海岛舟山群岛新区的600名渔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影响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7个因子和总体幸福感的6个维度的路径分析,搭建了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模型,同时就海岛地区如何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休闲活动、健康自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 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积极的社会参与。休闲活动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内容, 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根据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并基于多元回归模型, 考察了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休闲活动参与、健康自评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并检验了健康自评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休闲活动参与度和健康自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 均与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 与其消极情绪负相关; 参加休闲活动对其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消极情绪的缓解效应; 休闲活动在不同年龄段老年人身上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老年人健康自评在休闲活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基于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2011年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总体满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收入水平、阶层地位、收入分配公平感、生活水平比较、地位变动感知以及地位决定因素认知等变量上差异显著。经济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自评较高或自我感知地位上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效应。职业身份为干部和教师、拥有农用货车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收入阶层依照不同参照群体的经济地位构建主观地位结构,且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差异显著。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职业特征、生活感知与城乡居民阶层认同 ——基于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中国数据,描述了城乡居民阶层认同的分布情况,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别考察了职业特征和生活感知两组变量对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性质差异、工作独立性和工作权威性等就业过程中的个人职业状态和属性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效应,即脑力劳动比重大、独立完成工作任务程度高以及具备管理他人的工作权力更易获致较高的阶层地位认同;个人生活满意度、生活愉悦度和自评健康状况等主观感知与阶层认同也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体现出社会成员不同维度主观体验之间的连带效应.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分析——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

文章使用CLDS 2014年截面数据,选取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因素和控制变量共五类16个变量作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潜在影响因素,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识别并分析各变量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参与会显著提升个人社会地位认同感。这说明人们在自评社会地位时,虽然参照了身边的社会环境,但更多地是参照自身的主、客观因素。此外,文章在识别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采用模型变换的方式,深入分析了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先赋优势会通过提升子代的收入、教育和户籍等因素来提升子代的主观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