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原因探析

立足于清政府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以后的境内外形势，深入分析清政府在南疆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整体思路。从而可以总结得出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4个原因。     

道光朝回疆职官变革得失探析——以道光十六年喀什噶尔职官参劾案为中心

为加强西北边疆防御,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在新疆南部（又称“回疆”）进行职官调整,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从喀什噶尔东迁至叶尔羌。道光十六年（1836）,因为喀什噶尔库银亏空和民众控告当地军官,引发了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与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关于事权的矛盾,进而展开了一系列参劾,凸显出道光时期回疆职官变革过程曲折。     

舒赫德革职事件考

清官书记载,乾隆十九年,乾隆帝不断指责兵部尚书舒赫德处理乌梁海事件不力,并以其安置阿穆尔撒纳建议不妥为由被革职,子女发配充军。满文档案记载了舒赫德与乾隆帝间的一次意见分歧,此事恰为官书所缺载。据此可知,舒赫德被革职的真正原因恰恰源于此次分歧,而最终原因还是在于乾隆帝的用人策略。     

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对屯垦事业的经营与管理(1763—1864年)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政府在回疆派驻官员管理并驻扎大量官兵。为解决部分行政和军事费用,回疆屯田事业在参赞大臣悉心经营管理下迅速蓬勃发展起来。一方面屯田的收入满足了军需和行政费用,另一方面屯田活动还加强了回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协作,密切了不同地区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始置时间考

本文通过史实,梳理了由统军作战的参赞大臣到驻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至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演变过程,在澄清个别认识上的偏差基础上得出结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始设于乾隆二十八年正月(1763年)。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制度研究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有联名会奏和单衔具奏两种。一般而言,八旗"回疆协办大臣"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联名会奏言事范围不同,八旗"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仅限于本城和属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则限于本地维吾尔人事务和临近藩属事务。奏折的言事范围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权力分配,故八旗、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与参赞大臣会衔联名具奏言事的范围与其本职权限基本一致。其单衔具奏,分为循例具奏和秘密参奏两种。当回疆参赞大臣携印"出差",其协办大臣暂用旧储办事大臣印信办事,此间单衔具奏言事仅限本城与属城"寻常日行事件",重要事件与参赞大臣会商联名具奏。乾隆四十四年,经西成奏请,准许回疆协办大臣专折密奏,有利于回疆协办大臣监督牵制正办大臣。清代新疆大臣公事奏折准许驿传递送。嘉庆以后,为免徒劳驿站,又规定了一些细节问题,如循例奏折先后规定五折发递、临城转递,紧要事件、参奏仍准专折驰递。     

清代驻藏官员的设置和职权

清代对于地方官员的设置,内地各省,大致相同,而对于边疆省分,如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等省,则“设官分职,随地异宜”。例如东三省设盛京将军,绥远设都统,新疆设伊犁将军及乌鲁木齐都统统辖全境。复于各地分设领队大臣及参赞大臣,而于西藏则设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所属地方官吏和武职人员,亦各有不同。欲研藏史,对于当地设置官员的情况,亦有研究之必要。兹将有清一代,近二百七十年来的驻藏官员的设置和他的职权,简述如下: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瑛与喀喇沙尔亏空案

清代边疆重臣和瑛,于嘉庆七年因事被贬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八年十月诏命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十一年正月离任。三年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任职期间,和瑛最为浓彩的政事即是对喀喇沙尔亏空案的处理,该案的处置对新疆当时的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边防的巩固产生了一定影响,对稳定新疆特别是天山南路局势有重大效果,并且对清中期后清政府对回疆的经营与管理也有一定的影响,更为清政府巩固在新疆的统治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传统的西域/新疆文献对此并无记载,而中国档案文献却保存诸多相关资料,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等稀见史料的梳理,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震动全国的喀喇沙尔亏空案的细节有较多揭示。其中,大量资料均为首次公布并进行集中梳理,有助于对喀喇沙尔亏空案进行细致研究,填补当前学界对清代中期的新疆反腐研究的诸多空白。     

赫德与葛雷森的恩怨

葛雷森是赫德的重要助手,赫德把他推荐给李鸿章,受到了李鸿章的重用。他忠于职守,毫不客气的指出赫德订造的军舰有缺陷,赫德认为他投靠了李鸿章,忘恩负义!又给李鸿章推荐了琅威理。赫德与葛雷森之恩怨,对研究中国海军史来说,也是颇为重要的。     

清朝对新疆的统一及其历史意义

1.清朝统一新疆之前的新疆的状况 清代对新疆是极为重要的时期。由于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遏制了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重新统一了新疆,故其意义十分重大。 十六世纪后期,在厄鲁特蒙古中逐渐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和土尔扈特的四个大部分,共同组成“丘尔干”(盟会),以和硕特部为首领。 十七世纪初,准部逐渐强大,四十年代准部取代和硕特为厄鲁特首领,准部贵族统治厄鲁特各族后,对清政府仍然保持着地方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在噶尔丹(1670年掌权)统治初期,隶属关系进一步发展,准部贡使连绵不绝。1688年(清康熙27年)噶尔丹在沙俄煽动和支     

家族的记忆——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何土司家族家神崇拜简

何土司是明朝在西北最早敕封的土司之一,其家族历经明清两朝,雄居西北达561年,对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家神崇拜对于这个家族的凝聚和延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历史人类学的视域下解读何土司家族的家神崇拜,探究处于族群边缘的何土司家族的认同危机。     

唐陆亘墓志研究

陆亘墓志记载中晚唐时期中上层官吏陆亘生平事迹,兼涉妻族侯氏、母族归氏等。陆亘五任州郡刺史,晚年又三任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吏治有声。有关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且有误。此志可补纠文献之阙误。陆亘的官品人格也颇具现代意义。     

饶应祺与新疆矿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饶应祺署理新疆巡抚。在其抚新期间,内忧外患,对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很大威胁。为此,他一方面精心料理边务,安定边疆;同时对于新疆的开发也甚为关注。为了发展新疆的经济,率先办理新疆矿务,提出了一些开发新疆矿产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尽管受时势所限,许多实践活动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但其开发新疆矿产的尝试,对于后来边疆地区的开发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谢铎交游考

谢铎是"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然长期以来,人们重视李东阳而忽略谢铎。谢铎三次为官,三次辞官还乡,与李东阳终生为友,同时也结交了众多的诗友,他们共同为改变"台阁体"诗风而努力。本文根据多种史料及谢铎本人的诗文集,将谢铎的交游分浙江籍同朝为官之友、翰林院诸友、其他仕宦之友、本乡隐逸及后进之友等几个部分进行考订,从一个侧面来了解"茶陵诗派"人员的组成,为学界重新评价"茶陵诗派"提供依据。     

萧振瀛在天津

萧振瀛将军是在我国抗日战争初期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人物之一.他在1935年12月任天津市长,在此期间,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对稳定天津政局,维护社会安定,保证人们安居乐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薛福成对新疆问题的认识

薛福成1890年被任命为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在出使欧洲期间,薛福成通过查阅资料,形成了关于新疆问题外交策略的认识。主要表现在：通过诚信外交维护国家权利;在从事外交时,既要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又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外交中以争得国家权利为己任;划定边界,一劳永逸;外交不忘自固藩篱;以夷制夷。虽然由于薛福成立足于中英外交,对新疆问题的认识未免有失偏颇,但他对新疆在中、英、俄三国关系中所处的形势把握得比较准确,所提出的外交策略也能切合当时中国在新疆所面临的形势,并在外交中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聂绀弩的《论申公豹》和《再论申公豹》及其他

《论申公豹》和《再论申公豹》是作家聂绀弩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两篇著名杂文,由于取譬奇特,含蕴隐晦,世人对其写作背景及讽喻对象存在着误解。从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看来,这两篇杂文的写作背景都与1944年延安指派何其芳等人来重庆宣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重大政治文化事件有关:前一篇杂文侧重于批评胡风对延安"文艺特使"何其芳的态度;后一篇杂文侧重于挖掘胡风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心理原因。     

饶应祺与新疆防务

饶应祺于1895年署理甘肃新疆巡抚。甘肃河湟事变发生后,严重威胁到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饶应祺运筹帷幄,制定了防之境外的策略,事后又精心料理善后。他响应清廷振军经武的号召,在新疆实心举办团练、编练保甲、更新武器装备、采用新式操练方法等,对推动新疆地区的防务和军事近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义和团运动时期,又力主仿效东南互保,制定了合理可行的防守计划,保卫了新疆地区的安宁。     

邓力群与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8月新疆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以中共联络员的身份进入新疆，主要从事引导和确保“三区”革命的正确方向、使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方接洽、力促新疆军政领导和平起义；多方奔走，为人民解放军入疆做准备等工作。邓力群在新疆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