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雇佣劳动与剥削的非必然关联——“价值学视域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剥削”系列研究之一

本文用原创的“超质劳动”概念，揭开了雇佣劳动中非剥削盈利的“秘密”：雇工在工厂中从事的是协同协作的“超质劳动”，它所增创的价值可以使雇主与雇工双赢。这一研究说明，尽管雇佣劳动在现实中往往存在剥削．但资本却是可以非剥削盈利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雇工有功，剥削有罪。”这对于我们一面发展市场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家正当经营，一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剥削，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也因此迈出了破解劳动价值论的关键一步。     

对中国现阶段超经济剥削现象的几点认识

在我国现阶段 ,除了局部存在的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剥削 ,还存在着以对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权、支配权的占有为基础的超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是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剥削方式 ,必须努力从根本上扼制和消灭超经济剥削 ,这是我国现阶段“消灭剥削”的主要任务     

试论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收入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由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部分构成 ,他们已形成我国现阶段的主要高收入阶层。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也符合“先富与后富”的经济发展原则。因此 ,既不能忽视它剥削的一面 ,也不能夸大它的剥削性。宏观上政府可以利用国家税收政策对其进行调节 ,微观上引导他们将其收入用于投资和发展生产     

評所謂“让步政策”

在我国史学界里,长期流行着一种所谓“让步政策”的观点,说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新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就会施行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历史上的“太     

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

剥削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和经济范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对外开放政策及私有观念的长期存在,使剥削现象具备了存在的条件和理由。正视现阶段的剥削现象,特别是认识到剥削现象的长期性、剥削性质的非对抗性及剥削范围和程度的可控性,并通过正确的政策和完善的法制,引导其合法的正面效应,限制其负面效应,有利于协调多种所有制关系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分配问题若干错误观念评析

对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关于分配问题的错误观念,包括“劳动贬值论”、“普遍剥削论”、“两极分化论”和“主人地位不保论”等等进行评析,弄清是非,有助于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制定的正确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剥削”的重新认识

本文通过对“剥削”这一概念的界定、“剥削”的历史定位以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的阐述,来论证“剥削”这一现象的存在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主观意识、道德观念所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剥削。因此,我们要用历史的、科学的、正确的态度来对待社会初级阶段存在的剥削。     

他者剥削还是自我剥削？——重审数字化时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剥削理论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理解为一种“他者剥削”即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对此加以否定,从而提出了一种数字化时代“自我剥削”的新剥削理论。这种“自我剥削”实质上是一种沉湎于“自我实现”幻象中的新异化,其深刻呈现出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从“使人活”到“使人自愿活”的全新变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自我剥削理论的基础性论点,即新自由主义体系中工人阶级的消失使得身处其中的主体无法联合为无产阶级进行反抗,实质上犯了一种经验主义的错误。所谓自我剥削,实质上仍然是马克思语境中的剩余价值剥削。韩炳哲的根本错误在于陷入了一种“资产阶级眼界”,停留于观念层面的认识。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剥削理论的关键并不在于他者剥削还是自我剥削,而在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抵达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本质。     

广西区域政策创新探析

政策创新是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关键。广西优势政策密集,政策优势凸显,应着重从制定创新、执行创新和实践创新三方面,找到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契合点,找准基本政策和区域发展的结合点,积极建立符合广西各地域情的政策试验区,从而用足用活广西各项优惠政策,变政策优势为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实现广西“两个建成”和跨越发展的目标。     

略论“五四”运动在贵州

伟大的“五四”运动,以其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激荡起贵州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但贵州的运动却独具个性,用违反常态而又符合历史逻辑的步伐,表现了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的普遍规律。本文试通过分析贵州爱国运动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勾画“五四”运动在贵州这一侧面的轮廓。一“五四”运动前的贵州社会,是孕育贵州“五四”时期爱国运动的特殊土壤。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剥削政策和地方分散的农业经济所结出的罪     

西汉“抑商政策”辨析

西汉政府推行的“抑商政策”,学者大都认为是一种抑制商业的政策,并将其与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相配套,故有“重农抑商”之说。进而认为正是抑制了商业,才使农业得到重视和发展,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才会跳出困境,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只要全面、客观地研究西汉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史的发展,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农业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商业的发展,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西汉政府,特别是西汉前期的几代统治者,对待商业活动,如同对待农业生产一样,积极为其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这在西汉的经济史料中,都有明文记载。“利商政策”(笔者试把便利商业发展的政策称为“利商政策”)和“抑商政策”同时并存。因此,如何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如何正确理解西汉的商业政策,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汉的“抑商政策”有个正确的认识,进而加深对整个封建社会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     

论个体经济

根据党中央“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的指导原则,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又一次明确提出要适当发展不剥削他人的个体经济,八月十九日,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也就适当发展个体工商业,以及有关的政策及经营范围等问题,作了十分明确的政策说明。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允许个体经济,特别是非农业个体经济的存在,是党的一项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的恢复与重申,个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一个组     

关于经济责任制的几个理论问题

经济责任制在我国农业、工业和商业部门中正在积极地、稳步地推行.为了完善经济责任制,本文拟就各部门推行经济责任制中几个共同的理论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够得到同志们的指正.一、实行经济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管理时,明确地指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所以管理的二重性,就成为资本家加强剥削的重要手段.“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     

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数字时代下异化劳动的新表现

“剥削”概念是透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切入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剥削方式由强制性的“你应当”转换为激励式的“你能够”，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逐渐过渡为主体主动的“自我剥削”。此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合二为一，“绩效劳动”以更为隐蔽和深刻的方式成为“异化劳动”在当代的新型变体。“自我剥削”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将它的增殖欲望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欲望，并通过强制的“进步力量”和“竞争逻辑”极尽对主体潜能的挖掘与利用。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的“自我异化”以“自我实现”的面貌呈现，“自我剥削”的本质仍然是“他者剥削”。     

论齐泽克对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的批判及对共产主义的辩护

韩炳哲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剥削形式,已由马克思所描述的“他者剥削”转变为“自我剥削”。齐泽克以新冠疫情为案例背景,对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提出了五点批判：一是“政治正确”对自我的限制和约束;二是斗争和对立不能简单归结为“内卷”;三是“自我剥削”批判存在例外情况;四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并不像它宣称的那样宽容;五是马克思“他者剥削”等理论范式在当代仍具有强大解释力。齐泽克借由对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的批评,进一步提出了对共产主义的四个辩护：一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只有野蛮;二是共产主义能实现全球合作防控新冠疫情;三是共产主义是逃脱韩炳哲描述的“自我剥削”困境的出路;四是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可行性。通过对齐泽克和韩炳哲论争的分析,有利于推进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当代理解,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增进对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     

积极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强国富民的大政策,落实好这一政策始终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地区发展的全局。以今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也被称之为《非公经济36条》)的颁布为标志,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正在迎来一个更大发展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社科理论界要进一步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问题的研究,积极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     

条件约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从十个五年计划看"中国之路"

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却在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形态——“政策治国”。本文以在中国发展里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两个维度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指出在中国转型期短期的、灵活的柔性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当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柔性政策针对的是具体挑战和具体问题,其缺乏长期可预见性的缺点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邓小平对区域经济思想的创新

从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方面的众多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区域经济思想的创新，同以往的区域经济理论相比较，邓小平同志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创造性突破。一、发展目标创新：部分地区先富与共同富裕1、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②仅仅少数人富裕，而大部分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构建中国周边安全合作机制,营造睦邻友好环境,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对外关系与国内经济的发展,抓住发展机遇期,发展积极和谐的周边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任务。从政策取向上说,中国将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政策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是机遇,周边国家同样需要谋求一个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这样才能实现“双赢”。     

试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正在和将持续经历的经济-社会过程,以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可能滋生经济-社会问题.面对新的经济-社会问题,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是十分必要的.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是积极的社会政策和积极地实施社会政策的结合,它有补救性、及时性、有效性、人文性、发展性等特征.要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需要顶层设计和综合实施社会政策,利用好经济和社会的韧性,防止相对剥夺感的聚集,将救助保障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