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

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合谋的结果。但何谓消费主义？谁主世界潮流？消费意识缘何成为大众意识,作家、理论家如何在写作或思辨中实现或抵抗所谓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往大处说,世界常常是少数所谓的主流大国和强国;往小处说,“世界文学”也主要是少数西方大国和综合国力强盛国家的文学。这在几乎所有世界文学史的写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因此,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盖因在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利益高于一切。换句话说,资本之外,一切皆无。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所代表的集团和它们针对弱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去民族化、去本土化意识形态,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     

对“文学终结说”的思考

针对学界关于文学是否面临终结的讨论，认为文学为人类通向自然家园提供了一条反思的路径，其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属性以及作为话语的蕴藉属性，使得文学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内涵。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文学以其特殊的属性广泛、持续而又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和人类自身,它不可能也不会走向终结。     

接受的复调:中国巴洛克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欧洲十七世纪巴洛克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涉及巴洛克概念的来源、巴洛克文学的总体评价、巴洛克文学文本探讨、巴洛克文学影响研究等多个方面;研究视角与方法也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转向了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等方面。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疑惑和盲点,诸如巴洛克语源追溯杂乱、巴洛克概念及文学文本界定标准含混、对文本的审美文化价值评判有失公允、对巴洛克文学思潮的理解与评价存在片面性等。只有对此正视并加以探究,才能对今后的巴洛克文学研究有所助益。     

追寻“狂欢”——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与当代大众文化现象

巴赫金认为“狂欢”理论是一种普遍的世界现象。如果我们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阐释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现象时 ,就会发现在理论上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切合性 ,对现实都有一种批判精神。但它们由于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不同 ,在精神内涵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关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现阶段,我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研究均受美国学派的深刻影响,普遍认同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研究正处于“跨学科研究”阶段,使得“跨学科研究”成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跨学科研究”是一种应用于多学科领域研究的普适性研究方法,缺乏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针对性,加之“跨学科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而严重忽视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国际性和世界性.基于此点,对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进行剖析,对于重新确定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范围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澳门文学”的概念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以来,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使"澳门文学"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其实"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地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它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并将在完善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现状

一部客观完整的＂民国文学史＂既需要关注＂新文学＂,也需要关注＂旧文学＂,对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进行梳理,对民国时期作为古代文学延续的旧体文学如诗词、戏剧、小说等的研究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都将有利于我国文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和繁荣。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论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嬗变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我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成分就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在传统意义上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大众文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渗透到社会各界人们的思想当中。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自然也会发生一定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文学内容与形式上面,还体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传播这一层面上来。     

释“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自高尔基以来不时地为人们所提起,虽然过去偶有几位学者作过一些论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学界对此所引起的注意力还远为不够。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到底人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人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意蕴是什么,其对于认识"文学"之现象与本质可提供什么样的启示,等等,显然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文学理论话题。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范伯群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大力倡导的"两个翅膀论",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吹捧民国期间的旧武侠小说,为"鸳蝴派"翻案的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他不承认"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继续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问题上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将严肃与高雅、通俗与不严肃画等号。"两个翅膀论"攻击文学"为人生"的五四新文学命脉,鼓吹游戏人生、消遣人生的"鸳蝴派"的文学观,是文学低俗化的产物。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文学低俗化是中国文学大潮中的泡沫,游戏人生不可取,消遣人生必须有节制,文学必须给人以美感。     

大众文化时代的文艺未来

对于艺术未来的忧虑之声不时响起,这一声音也贯穿了西方两千多年的文艺理论史。这一忧虑折射出人类理性精神与诗性智慧持久的对抗。而在20世纪的“诗人哲学家”那里,文艺被视为人类“诗意栖居”的一种方式,成为现代人对抗精神荒芜的一种生存策略。这一生存策略在新的世纪之交被赋予了更深的涵义:艺术成了抵抗大众文化时代媚俗精神的最后堡垒。文艺的未来生存,一方面有赖于人们对其独立品格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适应新环境的开放能力。大众文化时代的文艺发展,需要一种开放的文艺精神、发展的文艺观念和常变常新的文艺形式。     

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依附和分离

20世纪的俗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发轫、发展、确立、繁荣、萧条、重新崛起这一大致完整的历程后,依然未能找到自己的学科定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始终处于依附与分离相互纠缠的状态中。只有从本质上剥离二者的关系,才能促进俗文学学科的建设。     

休闲文学及其评价

“休闲文学”是指给读者娱乐、消遣的文学 ,它是 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向。现当代对休闲文学审美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批评 ,实际上是高等文化人对市民意识、市民情趣的文化歧视。针对当前日益勃兴的休闲文学 ,批评家应调整视角 ,公正地加以剖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连通俗文学研究述评

大连通俗文学创作及评论从20世纪20年代起步,进入80年代以来,大连通俗文学创作掀起热潮,通俗文学研究和评论也持续展开。大连为主的研究者揭示出大连文学(文艺)创作的通俗性诸特征,如作品体现出的海洋性、东北黑土地的本土性、源自生活的角色意识等特征,并推究其成因,主要是受大连特殊的地理位置、多重殖民文化背景等文化环境影响。     

中国大陆地区武侠史论著刍议

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大陆武侠史论著,可分为武侠小说史、武侠史、侠文化史、武侠小说鉴赏辞典,颇多创获,各有千秋.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深层原因离不开商业化的出版运作机制.新世纪最初10年,上述局面已经出现了改观的趋势,在多个方面的探讨都有深入发展.     

网络文学:大众文学的网络书写与传播

当前,网络文学是学界的热门话题。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常被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进行比较,得出此劣彼优的结论。其实,网络只是文学的一种工具性革命,而并非文学本身,因此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并非对应的概念,更非对立的关系。文学的弊病不应当归罪于网络。网络文学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它虽然是互联网时代的副产品,却也适应了广大网民的需求。随着时间推移,作者与读者双方面都会逐渐成熟,网络文学的进步可以期待。     

翻译文学的引入与中国通俗文学的转型

从周至民国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我国出现了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到宋初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和近代的西学翻译。具有独立性质的文学翻译就大量出现在第三次翻译高潮。在这股文学翻译高潮中,通俗文学作家积极译介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内容和新体裁,引进新的表达手法,将它们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