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颖的思路精深的阐发--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

文学思潮史隶属文学史之范畴。自2 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倡导“重写文学史”以来,对“思潮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理论史”或“文学批评史”的重写已然成为其中的热点。2 0 0 2年,张俊才、李扬两先生合作推出了一部新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 0 0 2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主潮》)。与同类研究成果相比,该著以其新颖的思路和精深的阐发等特点确立了自身独特的学术价值,为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一在为数已不算少的思潮史著作中,《主潮》一书之所以能新人耳目,首先在于著者依据自己对文学…     

作为文学史写作资源的“作家论”——“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研究随笔之一

本文属于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评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评论,特别是茅盾、钱杏、李健吾、沈从文等写的作家论,重点考察了这些评论所体现的对文学史想象的空间,以及这些“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张力。文章注意到“作家论”如何成为一种独特的批评文体,以及这些评论在后人建构文学史中所起到的作用。     

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

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上,各种古代或现代文学史通常以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为结构主线,但近二十年的七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时,却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作家、作品为章节题目。这或者是因为价值观念系统混乱和文学史书写距离太近导致当代文学正典化的困难,又或者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生产环境的主要创造物,首先是现象思潮而非作家作品。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体制、80年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之互动关系,以及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写作者及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学术背景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重现象思潮轻作家文本的结构方式。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     

论文学史写作与“堆沙包”现象

文章论述了不同时期在文学史写作上存在的“堆沙包”现象。其表现在:文学范围的过分堆叠,把经学、史学、哲学、文字学等罗列其中,成为一部沉重的学术史,文学史的光芒被遮蔽了;以作品为主线来叙述文学史,形成作品堆叠,使得在反映文学发展的起伏变化、文体盛衰的消长上,不能使人了然于胸;对作家分析评论的堆叠,使文学史成为作品的接受史,没有了编纂者自身的见解;还存在着对作家的堆叠,使文学史著作成为录鬼簿式的编年记账体。造成“堆沙包”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传传统之文史不分家,考据传统及“文以载道”职能。要摆脱文学史写作“堆沙包”现象,就应该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创作时代与接受时代即当代价值和当时价值的统一。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分论易整合难——现代通俗文学的整合入史研究

如何把现代通俗文学整合进现代文学史,长期困扰着学界。在具体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分别论述易、整合入史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立足于学习西方进行“借鉴革新”的现代知识精英的文学史构架,对侧重于面向传统进行“继承改良”的现代通俗文学的排斥。然而扎根于本土资源,面对中国问题,现代通俗作家在五四之前的创作已经展现了改良社会、提倡科学与人权等现代启蒙主题,在五四之后也展开了对现代激进思想如“非孝”等的反思。现代通俗作家已经扮演了启蒙先行者的角色,现代通俗文学已经开始“现代化”。因此有必要修正过去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史,以开放多元的心态,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对文学史研究的新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马良春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过程中,对文学史的研究提出了一看法: 他认为,过去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存在两大弊病:一是缺少历史的特点,就作家谈作家,就作品谈作品,文学史的撰写成了作家作品论的拼合;二是太拘泥于三十年的时限(1919年——1949年),很多问题的研究不能揭示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要改变过去的弊病,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法意思潮的发展。历史证明,每一个作家及其作品都是在一定的     

苦闷·徬徨·探索·前进——略谈瞿秋白前期的思想

瞿秋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艺家。他的著作是多方面的,对中国新文学史的影响也是深广的。但在十年动乱期间,左倾思潮泛滥,以文艺思想斗争史取代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把三十年间现代文学发展的复杂现象归结为一个“斗”字。文学史上的作家专章,几乎只剩下了一个被神化了的鲁迅,自然,被林彪、江青一伙恶毒诬蔑为“叛徒”的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一笔勾销了。经过拔乱反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注意消除左     

如何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模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体,必然受制于现有的文学史体例及思维模式,存在着"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叙述弊病和"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的思维定势。在对现有叙述模式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四个层面进行:首先,重心应该落到创作思潮上,我们需要建构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思潮史,以具体的文本为依据(单位),而不能以作家或者流派为依据。第二,在宏观的建构上,应先对文学思潮进行合理的谱系性的层级式分类,即"社会/革命文学思潮"、"人性/启蒙文学思潮"、"审美/感性文学思潮"。然后再对每一类进行历时性的论述。第三,在叙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必须同时兼顾各种思潮,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叙述张力、一种互相补充的发展态势。第四,应该拒绝现有文学研究中习惯使用的各种文学史概念,同时也拒绝使用不同历史时期偶然出现,然而又被文学史接受和强化的概念。如此构建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具有较大的学术史意义。它可以避免理论思维的干扰和先在的框定,又可以避免放大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学创作内在价值的支配性作用,还可避免放大文学流派对作家的限定、文学社团对作家的规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打通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最终呈现出文学思潮"史"的流动线索,从而在逻辑上真正超越现有模式。     

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

文体作为文学的首要元素,是实现文学价值的基本依据,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如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研究、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等等,无不以准确地把握文体要素为基本前提.中国古代文学在从上古到明清的悠长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极其丰富多样的文体,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层出不穷的文体创造的历史,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中都是罕见的,所以古代文体的研究本身就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评价任何现代作家都要看他的主导倾向——《中国现代文学史》序

解放前的旧中国没有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运动史”、“思潮论”一类。各大学也不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没有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也编不成这方面的书。解放后好了,各院校中文系开设了这门课,到“十年动乱”以前出版了好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类的书。一九七八年以后,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大家在新的精神的鼓舞下,各院校中文系和各研究院、所的现代文学研究室又修订和新编了不少这类的书,其中还有各院校合作编写的。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二十三省市     

扎扎实实的开拓与探索——评介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

文学思潮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发展流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文学团体、文学流派和文学创作。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因而想要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正确理解其作家作品,就必须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然而,近7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除了李何林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之外,竟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魏绍馨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以下简称《思潮史》),以其全新的理论角度,系统深刻地论述了现代文学思潮的演变,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过去由于“左”的思想的影     

综合性的文论专论——论《文心雕龙》的“论文叙笔”之三

“论文叙笔”各篇,实际上是以文体为单位的综合性的文论,它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多方面地体现了著者的文学理论思想。它所体现的创作论思想是“剖情析采”的引申,生发,深化,补论,几乎涉及到创作论中所有的理论观点,是创作论在文体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文学史观研究 主持人语

最近这20年中,文学史的治史观念与方法的讨论和实践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在物质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学史观也悄悄地发生着剧烈变化。直到今天,究竟用什么样的观念、方法和眼光去解读以往文学史中的思潮、现象、社团、流派和作家作品,可能仍是我们在治史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学术瓶颈。为此,我们特辟"文学史观研究"专栏,拟陆续发表一系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变及其反思--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 ,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 2 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进程 ,可以看出 :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 ,再到世纪末“现代主义理念”的“生、住、异、灭”的嬗变演进 ,这些决定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走向 ,也使传统“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清晰地暴露出来 ,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 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     

现代主义、文学场域与张诵圣的台湾文学研究

张诵圣教授是美国汉学界台湾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在台湾现代派小说、台湾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大陆学界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她将后发现代国家的现代主义的观照焦点,从时间性的赝品、殖民焦虑,转移到外来文学话语在本土结构中容涵、转化、生根的过程;她用半自律、网络状、具流动性的"文学场域"的观念来扭转一般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思潮为中心的实性倾向.张诵圣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线性时间叙述转向共时问题结构,进行关系主义探讨的富于启示的研究模式.     

中国近百年文学文体史的成功建构——试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

众所周知 ,当今是现代文学史著“丰收”的季节。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还普遍存在着许多缺陷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文学体式的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 ,尚缺乏系统完整的专门性观照。由冯光廉主编 ,刘增人、徐鹏绪副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上、下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 10月出版 ,119万字。以下简称《文体史》)无疑在这一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文体史》从文学体式流变这一新的学术视角切入论题 ,解析文学体式的结构类型和语言形态 ,梳理近百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和文学批评等五种文体的发生…     

评《现代四作家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自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茅盾的《鲁迅论》、《徐志摩论》、《冰心论》等文章作为“作家论”的开山之后,对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而撰写“作家论”的不乏其人.曾华鹏、范伯群同志则是建国以后在这一方面作出一定成绩的两位作者.除《王鲁彦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外,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四作家论》(以下简称《四论》),是他们研究郁达夫、蒋光赤、谢冰心、叶绍钧四位作家的又一本结集.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进程现象反观(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所需要的历史叙述与文学观念 ,成为了学术的基本权力。 2 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 ,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 2 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史学进程 :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 ,再向世纪末“现代主义理念”的嬗变演进 ,决定 2 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整体走向 ,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 ,清晰地暴露出来 ,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 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