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程明欣，原村黄景芳、曹庆萍同志在《光明日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３日“学术版”发表《简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毛泽东倡导并由他开始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倡者是李大钊。...     

卷首语

大哲冯友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淡漠“民族”而习语“天下”；中国人观念中缺乏民族主义，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但，这天下、这世界，是由中国文化圈定的。用一句时尚词语说，这里通行的游戏规则是由中国文化制定并主宰，于是便有了“华夏”与“夷狄”之分。居“中央之国”的华夏是天下惟一的文明所在，而东之九夷、北之八狄、西之七戎、南之六蛮皆不过嗷嗷以待华夏礼仪文明哺乳的群落，华夏文明化成天下天经地义；而更要紧的是，“化”或“不化”才是夏夷分别的尺标，化者夷则夏之，不化者夏则夷之。由此才见出孔夫子…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他者化”问题

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理论学科对于现实的介入性以及跨学科的存在样态,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常常由于定位不明而走向自我放逐,成为失去学科自主性的“他者”。这种自我身份的迷失,带来的是话题的不断涌现、原创性的薄弱和学科持续性发展能力的匮乏。客观地说,中国近三十年文学理论“他者化”的发展和演变,受到国内外诸多思潮尤其是国外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较大,也最直接。文学理论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科学化”、“美学化”、“批评化”、“文化化”等,也问接或直接地植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思潮。同时,由于近三十年国外文学理论传入的“准共时性”,所以,中国文学理论的“他者化”,也明显显示出“密度大”、“转向迅猛”等特点。     

交响东西方传统,走向世界文学──废名综论

体式的诗化、意境化，意象的古典化，使废名小说带着醒目的古典胎记，表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度回归与过多依傍。在传统大断裂、大崩毁的“五四”时代，对于从审美观念到艺术表现都普遍引进、全面更新的文学主旋律来说，废名伤怫奏出了一串不和谐的音符，大有“复古”之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呈现古典体态的小说创作，并非废名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或偶然的撰就，而是他的自成体系的文学观的实践，具有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为此，只有疏理、考察废名的文学观，用以印证他的小说，才可能对其创作的整体意义作出合理的评估。废名早年在北京大…     

论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曾以较大的篇幅论述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的许多观点未必可取,但他正确地指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番事业一般说来,是很成功的”。①值此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本文拟就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作些探讨。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浅析《孔雀东南飞》结局产生的社会心理及其文学影响

曲终奏雅，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常见的文学现象，尤其在悲剧性作品中，曲终奏雅的直接后果便是国人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其方式主要有梦圆式、仙化式、复仇式、再生式、冥判式、敕赐式、调和式等。《孔雀东南飞》，这首中国古代著名的长篇叙事诗，正是综合了调和式与仙化式而呈现“大团圆”结局的悲剧性作品，其特征就在于结尾的“合葬”与“中有双飞鸟”。对此，笔者不揣浅陋，探讨如下。《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东汉建安末年，少妇刘兰芝和丈夫焦仲卿虽然相亲相爱，却因婆婆嫌恶而被休；二人本欲暂避焦母锋芒，再从长计议，不料刘兄却…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陶行知以毕生精力投身干对旧教育的改造，探索中国人民教育的新路，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他有着为大众生活解放而教育的宏愿。他的生活教育是大众教育。他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而人民需要的是“大众教育”，为生活的教育。     

亚洲文明与世界——日本学者观点述要

关于亚洲文明，日本学者中有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其中后者居多。高谷好一的《亚洲的价值与多文明主义》一文为肯定论的代表。他从贸易通商有利于融合异文化的角度，把亚洲划分为日本、朝鲜、越南、爪哇、“陆地中国”、“沿海中国”、印度、“沿海东南亚”８大“世界单位”。从中筛选出“沿海中国”和“沿海东南亚”相似的价值体系，指出二者如果形成一个联合体，从中即能找出共通的“亚洲的价值”。沿海东南亚的特征是：（１）贸易通商导致其成员多国化及混血；（２）善于根据商业需要改变自我形象；（３）擅长融合异文化，体现了一种以柔…     

邓小平同志是新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同志把“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普遍真理”，一贯高度重视，积极实践。 他把从本国实际出发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致力于走自己的路，在从基本国情出发思考、解决问题的同时，始终密切注视新情况、新问题，把基本着眼点放在解决今天的现实问题上，持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深化。 他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作为“结合”的根本要求，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活生生的中国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代化、具体化。 他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结合”的基本出发点，并列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最善于总结推广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新创造，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深深植入了广大人民群众心中。 他把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作为实现“结合”的根本保证，坚持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既防“左”，又防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提出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根本标准，是反“左”反右的强大思想武器。     

大美无华──王弼哲学与美学

王弼是魏晋玄学中重要的代表人物，虽然他只活了２４岁，但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这方面，哲学史家多有论述。王弼很少谈艺术和美，但他有关宇宙本体和人的思维方式的言论对中国美学的建构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美学史上他应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有些美学史论著不提王弼，这是不妥当的。一、以无为本“有无之争”是魏晋玄学的基本问题之一，玄学家们大致可分为“贵无”、“崇有”二派，“贵无”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弼，其他还有何晏、嵇康、阮籍、张湛等，“崇有”派的代表人物为郭象、向秀等。王弼是坚决主张宇宙本体是“无”的，他…     

对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探讨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个哲学家和理论家。他青少年时代曾经埋头研究思辨哲学,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五四运动以后,他走出书斋,投身于血与火的斗争。但他对哲学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为了探寻革命道路和总结革命经验,他紧密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融合中国的哲学遗产,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赋予它以中国化、现实化和群众化的鲜明特色。     

论“乐器人化”──现代中国器乐表现文学作品的一个配器特色

本文探讨中国器乐在配器上的一个特色——“乐器人化”。这一特色表现为两方面：一为类比，二为借鉴。前者探讨乐器与人的关系，提出”乐器＝人”的命题；后者探讨“洋”与“中”的关系，核心是“洋为中用”。尤其后者，为中国文艺提供了新信息，这一特色的深层文化因素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戏曲的“角色化”成分。     

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标榜“全盘西化”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于“国故”，他提倡科学地梳理；对于传统文化的糟粕，他毫不留情地弃之而后快；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他认为只有经过“西化”的洗礼后才能实现“复活”或“复兴”。用文化“函化”理论看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更能认清其偏激言辞的背后对传统文化的依恋。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化溯源

在毛泽东的众多著述中，“人民”“百姓”“大众”大抵是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对这一“毛泽东现象”的研究，一般习惯把它解释为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这一解释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更为深刻的原因。其实，周恩来在1949年就曾说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系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①斯诺早在30年代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认为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从而使他“成为一个非…     

新“老子化胡”说：从伪说到史实

“老子化胡”说从两千年前左右产生至今，已经不是单凭史学考据就可以定论的伪说，而是异质文化之争的潜在史实。历史中的伪说可以变成史实，这就是“人文化成”的奇功。“老子化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凯旋，却未必是个体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福音。从本质上说，“老子化胡”说所说的并非故去的旧事，而是常新的现实。     

孙中山的超越构想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近代化进程中，常常出现“落后优势论”、“超越论”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各种构想，这是奔腾于世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进步潮流交汇的产物。它对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有过较大影响，并赋予其近代化道路以令人瞩目的新特色。在这当中，孙中山在这方面的构想，很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和品味。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及其特色

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的探索上，毛泽东始终把“三改造”置于与“一化”的整体联系中来把握，同时又把“三改造”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使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因为这些创造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所以它们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畴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他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成为“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的《矛盾论》《实践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之思——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就是与时俱进的、批判的、创新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列宁主义哲学,再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发展主线明晰.伴随着地域扩展、时代迁移和思想发展的过程,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一阶段的体系特征和核心范畴也存在着转换.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范畴转换的产物.     

本期内容简介……

○荣开明研究员在《“与时俱进”的深层思考》中，从广阔的视野，对“与时俱进”这一新论断提出的主要依据、丰富内涵、地位作用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分析指出，“与时俱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和特性，提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并使之现代化，反映了当今时代变革的需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在取得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个伟大理论成果之后的又一新发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８０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与时俱进”是一个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