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史记》《春秋》撰作异同论

司马迁曾多次说,《史记》是效孔子《春秋》而作,当壶遂把《史记》和《春秋》比论时,他却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那么,《史记》和《春秋》的关系如何?二者有何异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弄清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史学的演变,不会是毫无意义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史记》、《春秋》撰作的目的和方法略加比较。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史记>"孔子生年"索源

自异载孔子生年之《史记》问世,二千余年孔诞之争不决;然,《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者,何所据源,诚当考辨析明之。考《世本》载记孔子生年说,纯系子虚乌有。至今所见文献,可为《史记》“孔子生年”载记之源者,惟公、谷二传《春秋》耳;不过司马迁之误解《春秋》历纪,乃助后世曲纪孔子生辰千有余年矣．     

《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史记》与《春秋》

《太史公自序》称《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这表达了作者追步孔子并成为第二个孔子的强烈愿望;而在整部《史记》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刻意效法《春秋》的苦心。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史记》与《春秋》进行比较。一、创作青景和目地孔子是在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而不得行其道的情况下开始写《春秋》的。《儒林列传》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命运比孔子更为不幸,于是他便以这位不得志的圣人来安慰勉励自己。《游侠列传》:“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     

司马迁作《史记》未采《战国策》说——兼简论《史记》与《战国策》文章

司马迁著《史记》,虞、夏、商、周本《尚书》;春秋之世本《左传》、《国语》;战国时期所取材有的多同于今通行的《战国策》,所以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班固说的司马迁作《史记》时曾采《战国策》,为历代学者所公认,直到今天从没有人对这提出过疑义、异议。所以然者,战国时代的史料传于今者,惟有西汉元、成年间的刘向所编辑的《战国策》一书;《史记》中与现存《战国策》中内容相同的竟有九十三事之多,因而人们确信司马迁作《史记》写战国时代部分是采辑钞誊《战国策》原文的。其实这个问题颇有重新探讨研究一下的必要。     

古代军事家孙武故里在惠民

孙武故里在哪儿?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现存史料,记载孙武事迹较多较早的是《史记》和《吴越春秋》,两书皆出于汉代,距春秋末期较近,应当是可靠的;但《史记》说“孙武齐人”,《吴越春秋》说“孙武吴人”,这是因为孙武不是世居吴国的吴人。如《孙子叙录》卷一第一页所指出的:“孙子本齐人,后奔吴,故《吴越春秋》谓之吴人也。”孙武是齐之何地人?先秦史书记载,直到宋代欧阳修等撰著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邓名世编著的《古今姓氏书辩证》问世才肯定“孙武为齐乐安人”。《新唐书》卷七十三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史记》价值论论纲

《史记》原名《太史公》,这就是说,它本来与《庄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之类是一路货色,专门阐述自家哲学思想的。但史公何以不学庄、孟之徒,写一部空谈哲理的书呢?据他自己的解释是:“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确实,倘若我们能对他所写的那些“行事”稍作“深切著明”的分析,则将看到他的价值观在《史记》中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艺术表现。 一、崇尚生命价值。先前,我们总不解史公这个治过《公羊春秋》,尚耻观念的极强的人,何以要自请官刑,忍辱负重地苟活于世而不能象屈原一样“杀身成仁”?有人解释说是意志坚强的表现,但这很难令人信服:据此逻辑,屈原就不坚强了么?其实这是史公崇尚生命价值的表现。     

试论汉赋的讽谕

最早使用“讽谕”(“风谕”)一词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刘歆、班固。在他们之前,人们通用“风”、“刺”、“讽谏”等术语评论诗、骚和汉赋,刘、班也只在评论汉赋时使用这个词语。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完成的《七略》写的,所以也体现了刘歆的看法。到班固写《两都赋》的时候,对于具有讽谕意义的汉赋就谈得更为详细了: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左传》儒家经典之一。是《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它是一部给《春秋》作注作解释的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名著。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该书成于何时?作者是谁?在汉朝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十四,册二,第509—510页)。东汉班固在《史记·艺文志》也坚持此说。后来,     

“匏有苦叶”臆断

古今研究《诗经》者,公认为《匏有苦叶》与婚姻爱情有关。例如《诗序》云:“《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传》、《郑笺》、《孔疏》认为这是讽刺卫宣公和宣姜(或夷姜)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刺淫乱之诗”,只是改“刺宣公”为泛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匏有苦叶》是“刺世礼义撕灭也”,也是从婚姻方面解说的。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虽然说这是“邶人刺管权之诗”,但又说     

序

汉中的褒河奔流于褒谷之中,谷口距汉中古城北二十公里。由谷口上溯九公里许,即褒姒故里,有褒姒舖在焉。褒姒本系古褒国一民间女子,以姒氏为姓,乃以褒姒”名之。据《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褒国古城,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括地志》所记是唐时之褒城,在今汉中市新沟桥乡打钟寺村,北距褒谷口十里。度其地望,褒国古城当在今汉中市新沟桥乡打钟寺村以东的周寨附近。周幽王五年(前779年),周伐褒国,得褒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俞樟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又一次明确地说，他写《史记》是为了“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可见“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的人格精神探析

一、崇高的理想 ,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司马迁生活在汉家盛世 ,亲自禀受了这个英雄时代的文化营养 ,他的胸中激荡着及时立功的浪漫主义豪情和英雄主义气概。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立名者 ,行之极也。”“君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的话说 :“孝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以孝之大者。”他有感于时代的要求与父亲的教导 ,立志继孔子后写第二部《春秋》 ,这在当时是一般常人不敢想象的崇高目标。因为在司马谈任太史令时 ,就曾想利用“百年之间 ,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     

古吴钩稽——兼释太伯奔吴与《天问》“南岳是止”

吴国是春秋末年大国之一。按《史记》、《墨子》、《荀子》的说法,吴王阖闾曾是春秋五霸之一。吴国的开国君主是太伯。《史记》说:太伯、仲雍让国于幼弟季历(周文王姬昌之父),“奔荆蛮,自号旬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太伯世家》)。太伯所奔之荆蛮,原来一般均解释为今之江南吴地。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首难,     

浅谈苏轼的“骂”与“谑”

苏轼有才、有识、有胆。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 《答洪驹父书》)曾敏行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苏辙说,苏轼作诗为文“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确实,苏轼的诗文多有寓讽于骂或谑的。“骂”、“谑”、“讽”是苏轼诗文战斗性的统一内涵,也是苏轼诗文的艺术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