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浅论《人间词》的"有我之境"及词人之死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列为同一层次,同属他最推崇的境界,并在其<人间词>的创作实践中,倾向于"有我之境".与冯友兰将"天地境界"鲜明地确定为人所可能有的四种境界中最高境界相比,可见出王氏词学理论上的朦胧也是他哲学思想、人生观上的朦胧.     

从《世说新语》看判断词"是"的发展与"非""不"的关系

<世说新语>存在三个判断词是、为、乃;两个副词非、不."非"为判断性否定副词,一方面与"是"为"乃"形成对立互补,构成判断义位;另一方面与"不"形成对立互补,构成否定义位."是"和"不"分别替代"非"的判断义和否定义,是"是"不"组合的条件,也是"是"判断词成熟的条件.<世说新语>中的"是"尚处在刚开始具有"非"的判断功能的阶段.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石孝友生卒年考

宋代词人石孝友的生平时代向无确考,词学界一般皆据石孝友曾登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第而定其为南宋人.然据石孝友<水调歌头>("清霜洗空阔")及<宝鼎现>("雪梅清瘦")二词提供的有关线索,可知石孝友在北宋时即已开始作词.另据其<满庭芳@上张紫微>词,可知他晚年才登进士第.据此,石孝友应出生于北宋晚期,卒于南宋中期,他是跨北、南两宋的词人.     

"和合本"《圣经》中"罪"与"过"的误译

<圣经>是基督教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基石."罪感"文化贯穿整部<圣经>,在<圣经>中表述"罪"与"过"的语汇有很多.通过考察和对比"钦定本"中sin与transgression和"和合本"中"罪"与"过"等概念后发现,sin被译为"罪",而transgression被译为"过".这是一种误译.造成误译的原因是由于译经的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字和文化缺乏必要的理解,并因此导致近100年来中文阅读者对<圣经>中"罪感"文化的误解.     

论《词源》中之"骚雅"

"骚雅"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在张炎的<词源>中,"骚雅"之义在于作品立意不忘天下之事,但在艺术上要出以比兴寄托,继承<离骚>"芳草美人"的传统,取曲而不取直,取温柔敦厚而不取强烈激切.<词源>中之"骚雅"共出现三次,可视为一种论词标准和审美理想.     

1《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与“渭城体”

<渭城曲>是唐代一支送别的歌.中唐时已广为传唱.<全宋诗>、<全宋词>中的有关歌吟,反映出<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及传播情况,对其歌唱者、歌唱声情、歌唱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述及.在宋人的诗歌创作中,<渭城曲>已形成专门的一"体".分析这一典型个案,诗歌歌唱在诗"体"形成中的意义即可见一斑.     

《周易》是巫术活动的记录--《周易》源于巫术探讨(二)

卜法衰而甲骨亡,筮法盛而<周易>传."周"、"易",皆与巫术密切相关.<周易>卦爻辞是当时卜巫者对答筮问的词,其中体现出来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亦由巫教思想孕育而来.<周易>是筮占之后所作的记录,是筮问吉凶的书.     

论王闿运《八代诗选》

王闿运为宣传其复古诗学主张而编<八代诗选>,并自作眉批.其选诗偏重于八代诗歌大家及文学群体,重视五言古诗.其论诗主诗缘情,重视抒情咪怀诗,而注意辨析诗歌体裁和音律,追求高雅华丽诗风,主张曲隐而自达.作诗主拟古而自成家数.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文学文体学视阈中的《别离辞·节哀》

玄学派领袖约翰.邓恩的诗歌多用"巧智"引起读者的玄思。其爱情诗智力与情感同构,对后世的影响跨越了时空界限。《别离辞.节哀》是邓恩早期著名的作品,也是英国玄学派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该诗加以分析,即从字位、音位、词汇、句法以及通篇所使用的修辞等五个层面剖析全诗,旨在为该诗的理解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的诗学观

在宋代诗歌批评史上,北宋诗歌评论家张表臣的诗学观占有一席之地。《珊瑚钩诗话》是张表臣的代表作,他结合多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和事迹,论述了其基本诗学观。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就“诗能穷人”提出异议,认为诗人创作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穷”或“达”的境遇,而在于诗人内在的创作天赋,即“能诗与不能诗”;张表臣提出,创作应祖述前人,但又必须创新,而创新的首要问题在于立意,次则须炼句、炼字;张表臣强调,诗歌的风格追求应以含蓄天成、平夷恬淡为上,反对支离破碎、怪险蹶趋。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还对一些文体、作家、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论两汉“情志合一”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论长期存在着“讽喻教化”和“吟咏情性”两种认识，两汉则是联系“言志”和“缘情”的过渡阶段，其诗学思想呈现出“情志合一”的面貌。由《诗大序》提出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不断在诗赋创作和理论中体现。“志”乃是“诗言志”观念的延续与发挥，而“情”是更为有价值的提法，是文学思想萌发的标志，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途。     

论“中间代”的“中间”位置——基于诗人个案的分析

在当下众声喧哗的语境里,"中间代"诗人正历史性地处于一种"中间"位置或写作状态。对这一"中间"位置的指认,一方面有助于关注那些被遮蔽、被忽视,然而极具特色和潜力的诗人;另一方面能够去除机械的"归类"等简单化做法带来的弊端,认识到诗人写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此外,"中间"位置还预示着某种生长性,呼唤着诗歌的转型和走向潜深。     

诗歌翻译者的创造性主体地位——从"人是一切行为的尺度"谈起

"原始人类在洞壁和陶器上固定了一个形象,不是为了固定这形象的对应自然物,而是在这一自然物中发现了富有创造力的意义"(卢辅圣,1990:141)。诗歌中的意象亦然。作为诗歌翻译者,不仅要领会作者的创造力,还要有自己的意象重组并表现出个人的创造力。译者的主体性并没有绝对的自由,创造性也是基于原作,但创造性主体地位既不同于主体性,也不等同于创造性,而是在原作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达到最理想的传神效果。从"人是一切行为的尺度"谈起,探讨诗歌翻译者的创造性主体地位并论证译者就是诗歌翻译的标准。     

唐代论诗诗的诗学价值及其意义散论

唐代论诗诗承前代发展而趋成熟。杜甫组诗《戏为六绝句》,开创了论诗绝句组诗体的先河,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由此确定而盛行于世。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继承与发扬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反映现实的精神,直接以诗来发表对当时诗歌创作实际的观点、立场和主张。其思想倾向与艺术手法,或褒或贬,或破或立,或扬或弃,及时有效地引领唐代诗歌创作步入光耀风骚传统而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从而使唐代论诗诗呈现出一种承传风骚、反映时政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这对后世反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起到了典范作用。杜甫论诗绝句的组诗样式,开启了后世论诗绝句组诗体的不二法门。     

质朴的爱,孤独的责任——罗伯特·海顿的诗《冬日的星期天》

罗伯特·海顿（1913—1980）是20世纪美国黑人诗歌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1962年罗伯特·海顿在《记忆的歌谣》里发表了《冬日的星期天》这首诗。整首诗以平实的语言展开了对儿时一幅生活场景的描述,却激起了读者对于爱与责任的深层次的体验与思考,诗中更是蕴含着一种因无法得到认同的痛苦和哀伤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