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自然即名教”秩序观探微

“自然与名教之辩”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与其肩负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息息相关.郭象玄学系统论述了“自然即名教”秩序观的产生、运行、发展,为我们展现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之外的第三种秩序,这对于研究当前宪政与秩序相互关系等课题具有借鉴意义.     

自由·自然·名教--郭象自由思想之论证逻辑探析

“自然”与“名教”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郭象对庄子自由思想的有意误读和曲解,旨在论证名教即自然。郭象对自由的论证有严密的论证逻辑:曲解庄子逍遥之义是其逻辑之始,自性论是其逻辑之基,自生和独化是其逻辑之干,自然即为命定是其逻辑归约,名教即自然是其逻辑之果。     

刍议郭象的“寄言出意”及其独化论的建立

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式建立贵无论进而开创魏晋玄学之后,郭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觉地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借助注《庄子》的机会及形式,对《庄子》中诸如逍遥、自然等关键性的概念加以创造性的解读。在郭象看来,世间万物于其性分之内顺其所待而得自由,万物各安于其性分并使性命得安、其性自足而得逍遥。郭象对自由和逍遥的见解建基于其性分思想,即事物各自秉承的天性便是事物自身的根据,事物实现自身正是依靠自适其性的方式来达成的,所以凡人也可以达至逍遥之境,关键在于对自身秉性的把握。郭象之自性含有人为修饰之意,所以把有为之意渗入无为范畴遂成为其思想进路,认为事物依其本性而行便是无为,万物自适其性而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乃理之至极。郭象的独化论指向了个体自性的完满和自足,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基础上将魏晋玄学推向高峰。     

从人生论视角看郭象玄学体系

由人生论视角发现郭象玄学体系起于独化而终于逍遥。独化是为宇宙万物生成之终极理则,性分联结独化与逍遥,为整合名教与自然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逍遥筑基于性分之上,其精义乃为“因顺必然就是自由”。自由与自由的否定在逍遥论中相互缠绕,体现了整个重学探讨人的独立与人的自由问题的理论困境。     

从反社会控制角度诠释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到竹林时期,在司马氏统治之下的特定产物。“越名教”主要是通过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面目、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现实、非毁圣人和经典来实现的;而“任自然”则旨在突显嵇康理论构建、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追求的价值取向。嵇康试图从理论上打破司马氏的思想钳制,摆脱其社会控制,实现一个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的社会政治理想。     

郭象哲学与山水自然的发现

中国美学史上,关于山水自然的发现一直是一个重要论题。文章提出如下观点(一),庄子所讲的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是精神境界的“自然”,这与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庄子哲学并不能直接导致对山水自然的发现。(二),郭象认为,当下存在的个体之“物”是自在、完足的,“物”之后什么也没有。从美学上讲,这就使感性事物摆脱了道家之“道”、儒家之“德”的主宰。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美学中山水自然的发现具有直接影响。     

超越与回归:名教与自然——对嵇康思想的再认识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的代表思想,但它并不能完全揭示嵇康思想的全貌.嵇康提出“越名教”的目的是“任自然”,但“任自然”的真正落脚点却在“归仁义”.他认为,先圣体悟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情,才创立仁义制度,行仁义于世.为了实现仁义,嵇康又提出践行礼法的主张.嵇康的思想以“越名教”始,以践礼法终,在这个循环中,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变得成熟.     

试论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美学意蕴

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仅是其玄学思想的体现,而且也是其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石,蕴含有独特的美学内容：人情纯真美、外表风神美和空灵飘逸美。     

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

阮籍从崇儒转向拜道,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思想言行抗争司马集团势力。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形成是客观现实与独特个性相碰撞的产物,也是外在思想影响与内心冲突相结合的结果;理性分析其人格理想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魏晋"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嬗变

魏晋幽深驳杂的历史土壤孕育了独特的理论思想,玄学家们通过审视魏晋禅代之际的历史经验与时代困境,提出了自己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儒道的关系问题)这一玄学主题的独到见解。王弼主张拨乱反正,"崇本以举末",试图摆脱名教异化带来的现实困境;阮籍、嵇康投身道家,崇尚自然以保全自身;裴頠则顺应现实,坚决维护名教;最终郭象统一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从而将玄学的精神发扬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到达了魏晋玄学思想的顶峰。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名教对自然的胜利——《西游记》寓意新解

本文对《西游记》的寓意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小说暴露正统的名教文化以德威并施的强大手段消除一切游离于它之外的自由因素，从而达到安宁绥靖的目的。这种一元体系又是孳生黑暗腐败因素的温床。孙悟空从被压于五行山下到成佛作祖，是名教战胜自然、正统力量从“破山中贼”到“破心中贼”的艺术写照     

天理自然：郭象君主观念的一个新诠释

有君与无君乃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论辩。郭象持有君的论点,且认为君主当无为。现代学者萧公权指出郭象这种观点存在矛盾,因为君主既然无为,那么政治的运行是否必然需要君主?本文认为,郭象的君主观念可以通过其自然哲学得到圆融的解释。郭象一方面认为君主须通过无为来使万物各自完足其自然之性;同时又强调君主的有为,即:君主自身需贤能、具备良好的鉴别力,识别人才,使社会更好地运行。关注到君主有为的层面,方能更全面地理解郭象的有君论。     

从“正名”到“名教”：中国史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演进

《春秋》之“义”首在“正名”,其宗旨主要是确立是非真伪善恶的标准,后世以此为基础,将其发展为“名教”,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礼法原则。在史学批评上,“名教”先由袁宏提倡,中经刘知几,后至章学诚而得以完善。袁宏主张历史撰述应贯彻“名教’原则;刘知几在肯定“名教”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指出“名教”是史书载录、评判人物应该恪守的标准,史书的编纂、解读应无伤于“名教”,应“激扬名教”;章学诚则将“名李吏”作为评判史书和编撰地方志的标准。     

从王弼“名教本于自然”思想论天道人道的统一

王弼对世界存在普遍原理的追问展现在多个方面,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根据,万事万物的运行遵从自然原则;对于人类社会,同样强调自然原则对于人类规范制度的创立具有本源意义,肯定了自然原则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该观点被总结为"名教本于自然"。将自在的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规定为自为的人类世界的行为规则,其理论前提是包括人类社会历史与人类思维在内的人类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适用的普遍规律。     

论郭象对庄子“逍遥观”的发展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和魏晋时期的玄学大师郭象都提出了各自的逍遥观。庄子的"无待逍遥"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的逍遥,是一种不受限制、无拘无束的自由;郭象的"逍遥"是"适性"的,是一种现实的物性基础上的逍遥,他对庄子的"逍遥观"既有所继承,亦有超越。     

老子的“道”即“自然”思想及其“逻辑”展开

老子之“道”非指规律,乃为“自然”也。“自然”意味着:世界和事物的存在状态是“自己如此”或“自己这样”的,它既不是因为外力的推动所致,又不是源于自己“有意”之所为,乃是“无力”和“无心”之统一。而“自然”观念的“逻辑”展开便是“反者道之动”、“无之以为用”和“弱者道之用”的思想,老子以此说明:“自然”才是生命之根、和谐之本和力量之源。     

从“看护自然”到“智爱自然”——兼论“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

生态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和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反思和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人类担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责任。这种责任从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的角度究竟如何界定、界定为什么,尚属仁者见仁、智者见者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看护自然""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观念的探讨,主张以"智爱自然"替代"看护自然"的观念。"智爱自然"的历史逻辑始于人类的诞生、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其基本内涵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思想,结合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代趋势,可以阐发为:以"智"为前提,以"爱"为核心,坚持生态整体思维。它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道德性,倡导人是自然界的智爱者。     

郭象的“自得”思想探析

自得是郭象思想的重要理论范畴,是其适性逍遥的人生理想的确切表述,与宋及宋以后出现在理学语境中的自得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在《庄子注》中,郭象为自得确立了本体论上的依据,是万物独化自生的应有之义;作为对逍遥义在现实个体意义上的对等概念,它以适性为基本方法,通过明王之治和自得者双方的协同来实现。自得者在通向适性的道路上,须处理与自身及外界的各种矛盾关系,提升认知水平,拒斥教化、克服跂尚之心等,创造并进入自得之场,从而达到逍遥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