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期朝鲜人文学与东北作家群文学主题比较

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文人和中国东北作家群均在日帝殖民统治之下进行了跨地域移居。在日帝殖民统治时期,朝鲜文人移居到中国东北,中国东北文人流散至关内。来到东北的朝鲜文人的代表作家有安寿吉和金昌杰等人。萧红、萧军和李辉英等人作为中国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以笔为武器,以日帝殖民统治的中国东北为对象进行了创作。两国离散作家的作品在抵抗意识和爱国情怀、生存和死亡体验、现实的对应等主题方面体现出了相似性。通过比较,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文人与中国东北作家群对日帝殖民统治时期的中国东北的不同描述,这对于丰富东北亚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7年以前在俄国沿海州的朝鲜人

约在 19世纪 60年代初 ,朝鲜农民开始向俄国沿海州地区移居 ,与朝鲜族开始向延边地区大批迁入的时间大致相同。移居到沿海州的朝鲜人成为开发该地区的生力军。俄国当局对于朝鲜移住民施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招徕朝鲜人去开发远东。 1884年以后 ,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 ,加之“黄祸论”的忧惧 ,俄国当局则对朝鲜移住民采取了限制以至驱逐政策。日俄战争以后 ,出于国际关系等的考虑 ,俄国当局对朝鲜移住民的政策又有松动     

1937年以前在俄国沿海州的朝鲜人(四)

苏联内战结束 ,并实施新经济政策 ,远东地区的社会秩序开始平稳。这一时期 ,朝鲜人移居沿海州和黑龙州掀起了高潮 ,朝鲜人苏维埃村的规模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 ,然而一些地方发生过凯旋回乡的红色游击队员无家可归的事件 ,但随后得到了解决。沿海州苏维埃政府为解决朝鲜人的土地问题 ,剥夺哥萨克土豪的特权 ,没收其土地 ,重新分配。在实现农业集体化过程中 ,进行反土豪斗争 ,同时进行清党工作 (清除剥削农民的出身富裕元户的党员 ) ,还批判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农村集体化过程中 ,也犯过“左”倾错误 ,致使不少朝鲜族农民逃难到中国东北。但总的来说 ,农业集体化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发展 ,农业集体化程度有所提高 ,朝鲜人的教育、文化事业也有长足的发展。 193 0 -193 7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的运动中 ,很多无辜的朝鲜人党员、干部(或已故干部 )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或处刑 ,甚至把朝鲜人当做“日本间谍成员的人才源泉”来看待 ,最终把全部朝鲜人一律秘密地迁移到中亚细亚 ,朝鲜人和汉族的足迹从此消失在广阔的远东大地     

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此次战争殃及中、朝、日三国。在战乱中众多的朝鲜人被俘至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使朝鲜的朱子学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它对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韩国反日独立运动(1921—1945)——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亦称韩国)后,朝鲜大批革命志士移居中国,从事反日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境内朝鲜革命志士的反日独立运动予以积极支持和大力援助;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志士积极参加、支援中国革命,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朝人民取得胜利。     

古代中国人移居朝鲜半岛与日本“汉人”的形成

自公元前3世纪或从更早的时期,东亚大陆居民数次从朝鲜半岛集体移居日本列岛。关于这些移民的民族成份,目前,日本、韩国学界有很多研究者认为他们属于朝鲜系民族。然而,经过仔细考证可以认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日本出现的社会群体“汉人”,其主体部分是两汉魏晋时期移居朝鲜半岛的中国人的后裔。“汉人”对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和文明进程的飞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日韩合并”与间岛朝鲜人的国籍问题──兼论中日两国在朝鲜人国籍问题上的政策纷争

间岛朝鲜人的国籍问题，在“日韩合并”后日益突出。日本公然宣称间岛朝鲜人皆为“日本臣民”，企图破坏《间岛协约》体制，并将其领事裁判权扩大到东北全境。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和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凌虐，间岛朝鲜人加入中国国籍的愿望日益强烈；中国政府亦将间岛朝鲜人的归化入籍视为阻止日本侵略的有效手段，相继出台“国籍法”及其实施细则，对朝鲜人入籍由严加排斥和限制逐渐转为积极海纳和鼓励，借以扼止日本势力的进一步蔓延。     

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读《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

常言说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 ,镜子可正衣冠 ,研究历史可知兴替。那么研究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 ,可知中国朝鲜族的由来和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形成发展的轨迹 ,揭示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由孙春日主编的《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延边教育出版社 2 0 0 2年 6月出版 ) ,阐释了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 ,指出了中国朝鲜族作为民族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 ,可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对一个民族的研究历来角度繁多 ,而本书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切入探讨 ,从中回答了两个问题 ,一是民族的生存环境问题 ,一是民族文化…     

异乡人的命运轮盘：社会决定论视角下的《柏青哥》解读

《柏青哥》以20世纪初的社会背景为起点,讲述了日本殖民者在朝鲜贵族无能、统治者腐败的前提下,普通人如何生存与反抗的故事。小说中共涉及到四代人长达百年的移民生活,展现了日本吞并朝鲜后,被迫流亡到日本的朝鲜人,与出生成长在日本的朝鲜人,对抗或是顺从社会的内心斗争。从社会决定论视角下解读该小说,研究大时代和移民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移民者如何接受自己,并被社会接受的心理活动,以及一系列与人性、名利、社会现实相关的矛盾,阐释了在民族精神与自我认同不可兼容的条件下,受社会支配的个体应当反抗还是顺从的问题。     

古代至中世纪日本人中华观念的演变

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和朝鲜两国都抱有好感,而随着其国力的增强,独立自尊意识也随之加强,谋求本国对中国的对等地位,对朝鲜等周边小国则视为藩国,其对印度的态度则因为其为佛教源头的原因而持景仰之心。进入中世纪以后,中日之间发生了元朝入侵日本的战争,因而恶化了两国关系,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日本经济在元代开始形成其独立的经济体系。     

简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

日本吞并朝鲜以后,为了扩大其在东北的权益,有意制造了朝鲜人的双重国籍,导致了在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上与中国的对立与冲突。纵观“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可以得知,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为止,日本都没有在朝鲜真正实施“日本国籍法”,也没有允许朝鲜人归化。这意味着朝鲜人不具备国际公法上的日本“国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严重地违背了近代国民国家普遍公认的移民可基于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企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汉日同形词对比研究

汉语和日语中有不少同形词。这些汉日同形词中有一部分是在两千多年前汉字传入日本时保留下来的;有一部分是日本人在吸收西方文化时,使用汉字造出来的新译词,而后又被引入汉语中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国制造出来的新译词,被日语吸收过去的。中日两国语言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相互之间的影响涉及很多方面,尤其是文字、词汇的联系尤为紧密,但是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日汉同形词的词义产生了差异。     

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

东亚文化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共同的文化传播工具——汉字,因而又称为“汉字文化圈”,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直属圈”,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自治圈”。在古代,源自中国的汉字广为影响日本,日本也逐步实现文字的“和风化”。近代日本在译介西洋语汇时,大量创制汉字词,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择取中国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二)利用汉语词素和汉语造词法,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为洋术语。这些日制新词在清末民初大量输往中国。故中日汉字文化呈现历时性的互动过程。     

试论中国留日学生与晚清政局的大变动

在20世纪初叶,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动,爆发了以推翻封建君主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为宗旨的革命,从而使中国在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而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历史的重要时刻,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可以讲：“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最有功之人。”     

留学生与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以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理论为主的西方教育理论借道日本传入中国,由此引发了中国引进西方教育理论的第一次高潮,其中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在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创办刊物,翻译或自编教育理论著作等方式,热情传播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不仅成为传播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主要中介和宣传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号手,而且也成为实践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先行者。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引进,对我国20世纪初现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和当时的新式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留学生们传播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功绩应充分肯定。     

论留日“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催生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前后,曾涌动一股声势颇壮的留日"浙江潮",其间走出一大批对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建树的作家。这些作家从日本汲取异域新风,在新文学"前夜"已向"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在新文学诞生阶段期其主导文学新潮的实质性意义更充分凸显,从中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催生意义。     

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

法律人群体是独特的社会群体。随着法制的近代化,我国法律人群体逐渐形成。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环境下,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和陪都,众多法学名宿和法律精英荟萃,构成中国近现代法制史上的一大奇观。探讨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对于我国近现代法律人群体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文化宗教精神”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文化综合”的面貌。宗教与文学这两种文化形式也在这一时代融合交织,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文化宗教精神”。以张爱玲、徐讦、鹿桥和无名氏四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便以宗教为精神立足点,以文学为手段,将文学与宗教作为那个动荡时代生存的慰藉,探索和思考人生的意义与永恒价值所在。     

20世纪前半期雍和宫藏族高僧秘访日本始末

20世纪前半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称霸亚洲的野心,觊觎中国西藏.他们利用邀请藏传佛教高僧到日本"观光"、"访问"等手段,培养藏族高僧的亲日感情.这些拉拢活动,对个别藏族高僧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具体事实.     

中朝日三国早期西学对应及其比较

中朝日三国的早期西学对应可谓"大同小异",都对西学中的"器"之内容颇感兴趣。比较而言,中国重实用;朝鲜究重学问;日本则以功利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