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化胡说”看汉魏六朝佛教徒的老子观

汉魏六朝时期是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中国,进而引发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作为道家象征符号的老子,曾被道教和佛教双方进行大规模的宗教化解读和利用,“老子化胡说”是这个过程中的典型现象。从这个时期佛教徒对待老子其人其书的基本态度可以看出老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宗教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老子、老子之道与道教的发展──兼论“老子化胡说”的文化意义

老子道家以其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思考和富有魅力的人生哲学而得以绵延不绝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效法自然以实现人生超越的思想是道教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基础及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事实上，魏晋玄学以后，道家之学主要地就是通过道教而得以延续并发展的。道教利用并神化老子和老子之道，其渲染的“老子化胡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与佛教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出了中外文化交流中传统文化的一种心态，它的最早提出，具有将外来佛教纳入华夏文化系统之中的意义，这与华夏民族历史地形成的自我中心论和大一统观及其在文化观上的表现——华夏文化正统论有关。     

摩利支天——从印度神到中国神

摩利支原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度婆罗门教神明,后来被佛教吸收,被称为摩利支天或摩利支菩萨。在佛教中,摩利支天又由男神变为女神,又由曼妙天女变为三头六臂的恐怖之神。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于佛教密宗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摩利支天随佛教来到中国,不仅受到佛教徒的崇拜,而且还被道教吸收,演变为道教神明斗姆。     

《牟子理惑论》中所见的老子

《弘明集》首篇《牟子理惑论》中出现的老子,有三种形式,一是称引《老子》中的话语,二是称述老子名氏和著述以代表其学说,三是讲到老子的外在形象。在称引《老子》话语的内容上,其中有关于老子“道”、“无为”思想的借用,来解说佛教存在的价值;还有从道家生命哲学及生死观的角度,说明佛老的相通及其与道教养生术的差别。从《牟子理惑论》本身来看,道家老子的学说在其中就成为既值得继续弘扬,又可以与外来传入的佛教共存,当然也还有儒家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学说,三教共存乃至三教合一就成为其突出的主题思想。     

老子的神化和神话的老子

老子在道教神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史上老子被神化的过程,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曲折变迁。唐末五代《道教灵验记》中有关老子的神话故事,是老子地位达到空前高度的背景下对其神性权威的宗教化表达,也是现实世界的人生诉求在宗教里的折射。     

刍议梁武帝的《涅槃经》经名、释义与分段之翻译问题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菩萨皇帝,他对佛教的影响与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他敕命天下僧人吃素的《断酒肉文》之外,其次就是他在佛教经典的讲译与推广方面.梁武帝对《涅榘经》很推崇,不仅亲自讲解这部经典,而且还对这部经文的翻译做出了诸多评论,被人们视为南朝涅槃学中的一大家或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梁武帝对《涅槃经》的研究,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涅榘经》里所涉及到的一些佛教名词的译法,二是关于《涅槃经》理论的理解与阐述;三是《涅榘经》理论在生活中的运用.那么,对梁武帝与涅槃学的关系、涅榘释义、《涅榘经》的分段问题进行研究便是佛学的一项必要课题.事实上,梁武帝对《涅榘经》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深度,但这不在于他的菩萨皇帝身份,而是在于他对《涅榘经》研究的水平与深度.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等都是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慈悲为怀等都是在尽孝道。儒佛两家在如何行孝上有着重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对中国行孝方式的丰富和发展。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是我们今天弘扬孝道的宝贵资源。     

浅论唐宋敦煌民俗佛教的特色

敦煌地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但汉文化居主导地位。唐宋敦煌民俗佛教是汉传佛教儒教化的结果,糅有藏传佛教道教化的因素,集佛菩萨、祖先、天神崇拜三位于一体。研究唐宋敦煌民俗佛教应立足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汉文化。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北朝佛教的义学体系建构———« 大乘义章» 与« 菩萨藏众经要» 比较

西魏、北周《菩萨藏众经要》与东魏、北齐《大乘义章》皆是继承北魏地论学派的传承而有不同的展开。《菩萨藏众经要》代表着西魏、北周佛教融合南朝佛教“经抄”的最新成果,依“五门”——佛性门、众生门、修道门、诸谛门、融门等形成《一百二十法门》的框架。《大乘义章》是北朝佛教“义章”类的佛法纲要,其“五聚”的框架结构与“教理行果”“法宝五义”（教法、理法、助道法、涅槃法、化用法）完全相应,否定了有些学者强调《大乘义章》是借鉴《成实论》“四谛”的组织结构说法。最后,《菩萨藏众经要》是根据“法门”摘录相应的经论文字;而《大乘义章》则是引用经论而进行自己的阐释,根据“诸门分别”去剖析法义的内涵与同异。因此,后者在编撰意图与义学成就上,比前者更能体现北朝佛学的最高义学水平。     

《西游记》的超然佛道观评析

探讨灭佛的激烈的宗教运动如何渐渐转变为佛道二教共存且相互影响而形成较为温和超然的佛道观念。从＂三武一宗＂的历史史实入手,以《西游记》作佛道融合的例证,从文化与经济两个角度探讨佛道观念的转变。最终得出佛道二教在思想主体地位的淡出与经济势力遭受打击两方面原因导致佛道相互之间的关系温和,界限模糊。     

方东美论儒释道会通

在方东美比较哲学研究中,儒释道之比较是为了说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方印度哲学相比而显现的独特价值。为此,方东美在进行儒释道之比较时,以分析儒释道各自的思想个性为手段,以揭示儒释道思想上的会通为直接目的。方东美以为儒释道三教思想上的会通处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最高处。这个最高处在儒释道那里具体展开为三论,即:旁通统贯论、道论、个人品格崇高论。     

王权膨胀与道教衰落——雍正与道教关系论析

清代王权极度膨胀，成为道教衰落的根本性因素之一。雍正视道教的神仙说为虚幻，仅利用道教的“教化”、“治病”等功能，将道教工具化，从而决定了道教衰落的命运。在平息佛道之争的过程中。雍正将道教归入佛教。最后，道教被排挤出“大传统”，遭到“小传统”中众多民间宗教的分解和吸收。     

试论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兼及萧梁国家的宗教政策

历史上梁武帝广受非议的原因一是倭佛,二是亡国。然细考之,佞佛与亡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从梁武帝的一生行事可以看出,他的宗教实践经历了从家传的道教到后期的倭佛这一过程。作为虔诚的信徒,佛教仅仅是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在笃信佛教的同时,萧梁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儒释道并用,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分离的。     

北朝道教论略

道教在北朝经过寇谦之改革之后,曾一度成为北魏的国教,其后楼观道在陕西兴起,形成新的道派。 道教的发展引起了佛道之间的激烈斗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两次发布诏令,禁断佛教,史称“二武 灭佛”。     

儒道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弘传

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佛教基本上是大乘佛教的天下。大乘佛教慈悲救度的价值取向、扫相显空的思维方法与众生皆可成佛的心性论思想都可以在儒道思想中找到对应的内容。这种对应就成为大乘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思想根源。而儒道学术史上融合兼综的传统又培养了中国义学僧人融纳会通的精神,使大乘佛教创造性地发展出圆教形态。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