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与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美苏谈判中的德美关系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洲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和柏林问题。为使危机得到缓解,艾森豪威尔政府领导西方阵营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作为危机的利益攸关方,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谈判政策表现出了充分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映了在冷战背景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盟友的不安全感。     

试析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东西方关系缓和并不意味着德国问题的解决。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是柏林问题,美苏等大国都在此有重大利益。由于柏林地位的特殊性,为苏联以柏林问题向美国施压提供了绝佳的场所。而在美苏核对峙下,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以及美国对此的支持,则让赫鲁晓夫如坐针毡,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     

试论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1958-1963)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阿登纳政府与西方盟国特别是与美国和英国之间,在解决危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阿登纳政府主要采取影响西方盟国决策的方式来参与危机的解决,在事实上保留了对西方三大国政策的最终否决权。阿登纳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不能让西方盟国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取得了成效。     

因袭与微调：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

探讨了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一政策是对美国传统政策因袭与微调的结果,既没有偏离美国的外交传统,又打上了肯尼迪个人思想的烙印。     

两重困境: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评析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它还使德美关系面临最现实和最严峻的考验。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处于战略困境和同盟困境这两重困境之中。在面临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困境时,美国的决策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开展对苏谈判,面临考验同盟可靠性的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则决定了美国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与步伐。     

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有关核问题的决策

如何运用核武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国政府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危机初期,华盛顿当局通过向欧洲派遣具有运载原子弹能力的B-29轰炸机实施对苏核威慑;在化解危机的外交行动陷入僵局时,政府内部更是出现了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呼声和争论。这场危机尽管最终以和局收场,但却强化了美国政府以核武器作为对苏威慑工具作用的认知;华盛顿当局的相关核决策,也成为战后美国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对苏核战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美苏对德政策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缘起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起源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尽管苏联封锁柏林的行动直接挑起了危机对抗,但从战后国际格局转换的整体视角看,危机的缘起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变化和两国对德政策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可以说,这次危机是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从盟友向对手转变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处置德国问题而产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空运行动:决策动因与政治效应

1948-1949年发生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是冷战史上的重要事件,而美国应对危机的空运行动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特现象。美国采取该行动既是出于自身文化传统中特殊使命观影响下的维护国家声誉的诉求,也是由于受到冷战决策困境的制约。从行动成效上看,空运对美国组建西德国家计划的顺利展开、遏制苏联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软权力的提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杜勒斯与美国对1958—1959年柏林危机的反应

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决策和实施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柏林危机是他参与处理的最后和最重大的一个事件。从危机发生到最后处理 ,杜勒斯既坚持军事威慑又不放弃谈判但以对抗为主的立场是一贯的 ,从而使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显示出僵硬的特征     

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中苏间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第二次台海危机不仅对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进一步拉大了中苏同盟关系中本已存在的裂痕。中苏两国之所以在这一涉及中国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重大军事行动中分歧重重,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两国在外交战略上的背道而驰以及在对待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关于1933～1935年的美苏债务谈判

债务原本是美国拒不承认苏联的借口.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举行建交谈判就债务问题达成一个<君子协定>:美国给苏联一笔贷款,苏联给贷款一个除正常利息外的附加利息,以此作为对债务的偿还;建交后美国撕毁了它,举行的债务谈判破裂,两国关系恶化.重新审视历史发现谈判是美国蓄意破坏的,扔开<君子协定>重新提出明知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使谈判破裂,并借此显示同苏联关系的恶化.为同苏联建交罗斯福从全球战略出发捡起了苏联这张牌,又从策略上考虑压下手中的苏联牌,债务问题正被当作藏起牌的手段.这策略是在建交时就制订了的.澄清债务谈判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走出罗斯福外交迷宫的线团.     

1971年南亚危机与苏联的政策与反应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整个危机的发展演变过程直接关系到中美苏印巴五国之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外交—军事多重博弈。苏联的危机政策有一个显著的转化过程:由危机初期对东巴独立运动抱以同情态度,但又小心谨慎地避免直接介入逐渐转变为直接介入,与印度结盟并支持印度军事手段解决东巴问题。促成这种政策转变的直接动因在于美苏中三大国围绕次大陆危局展开的权势角逐与战略竞争,其中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是关键。     

援苏抗德与丘吉尔的现实主义外交

二战初期,随着希特勒向西线大举进攻,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他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积极推动英苏合作.苏德战争爆发后,丘吉尔立即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援苏抗德是丘吉尔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性例证.     

美国南极洲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承认他国主权要求的南极政策,逐渐转向索求领土主权。但与此同时,苏联积极参与南极洲的考察活动,并建立大批考察站。受到苏联因素的牵制,美国最终停止主权要求(并未放弃),转而召集南极会议,推动南极中立化。概而言之,苏联在美国的南极政策中发挥了有力的平衡作用。     

苏联法制建设的失误与教训

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在短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 ,其法制建设上的失误是重要原因。斯大林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失误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种子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失误则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些失误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在于 :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 ,国家的稳定才不致因领导者个人的去留而发生动摇 ;共产党的活动必须局限于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以内 ,不能允许任何党员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 ;法律文化建设必须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予以高度重视 ,以促进全民族的法制文明尽早实现。     

异域“红色体验”与苏区文艺建设

苏区文艺是20世纪中国红色文艺发展的一次高峰。它是异域“红色”体验在苏区具体语境中的“延展”。异域“红色体验”不仅弥补了苏区文艺建设理论与经验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艺实践与现实脱节的危险。深入剖析异域“红色体验”对苏区文艺建设的影响对于审视马列主义与苏区文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