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与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美苏谈判中的德美关系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洲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和柏林问题。为使危机得到缓解，艾森豪威尔政府领导西方阵营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作为危机的利益攸关方，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谈判政策表现出了充分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映了在冷战背景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盟友的不安全感。     

因袭与微调：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

探讨了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一政策是对美国传统政策因袭与微调的结果,既没有偏离美国的外交传统,又打上了肯尼迪个人思想的烙印。     

试论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1958-1963)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阿登纳政府与西方盟国特别是与美国和英国之间,在解决危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阿登纳政府主要采取影响西方盟国决策的方式来参与危机的解决,在事实上保留了对西方三大国政策的最终否决权。阿登纳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不能让西方盟国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取得了成效。     

种族集团政治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政策

二战以后，特别是到了六十年代，种族问题以成为美国头号社会问题①．其时肯尼迪政府在此问题上是积极干预还是消极回避，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争论不休，分歧较大．七十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肯尼迪政府态度积极，领导有力，甚至认为肯尼迪是二十世纪第一位把黑人平等事业当作国家和自己的事业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政府为黑人所做的事甚至比民权立法最多的约翰逊政府还多。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种修正的观点逐渐抬头，它试图贬斥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政策，认为它渗来了肯尼迪政府对黑人选票的实用主义考虑，甚至还有人认为肯尼迪政府实际上为黑人…     

肯尼迪政府对华和平演变政策及中国的反应——以人权外交为中心

和平演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肯尼迪政府时期是实施这种政策的重要阶段。文章从介绍肯尼迪对华和平演变思想入手,重点论述了他以大陆逃港者这一所谓"难民问题"为由对华采取人权外交,试图挑起中国内乱,和平演变中国。中国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正是由于肯尼迪政府依旧采取对华敌视态度,加之中美两国对人权的不同理解,肯尼迪尽管有改变前任僵硬对华政策的考虑,但两国紧张关系却未能明显缓解。     

犹太人社团对联邦德国的民间索赔--以"要求赔偿联合会"为中心

为了代表犹太人受害者和犹太人组织与联邦德国进行赔偿谈判,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联合建立了"要求赔偿联合会".在瓦森纳尔谈判中,"要求赔偿联合会"通过与以色列协调谈判立场,成功地与联邦德国签署了<卢森堡条约>第一议定书和第二议定书,既为世界犹太人组织从联邦德国获得战争赔偿提供了法律保证,也为日后犹太人受害者向联邦德国寻求个人赔偿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     

民主德国民族政策的演变及其失败原因探析

二战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战败的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面对这种人为的分裂,民主德国起初坚持了"一个民族一个德国"的政策。但由于两德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两德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民主德国逐步放弃了民族统一的旗帜。20世纪70年代初,昂纳克政府开始提出并践行"两个民族两个德国"政策,民主德国由此彻底走上了民族分裂主义道路。然而,该政策并没有实现维持国家稳定的目标,究其原因在于民主德国自身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联邦德国"接触政策"施加的影响以及苏联在德国政策上的巨大转变。     

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论析

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后对于朝鲜停战谈判,一方面继续沿用杜鲁门政府的所谓"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在国际国内诸因素的制约下急于停战.由于苏联新领导人改变了原有的对美强硬政策,中国方面不得不在朝鲜谈判中做出某些让步.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亦表示出一定的谈判诚意,在有关战俘协议的细节问题上对中朝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虽然在谈判接近尾声时美方一度发出核威胁的信息,企图逼迫中朝方面尽早同意缔结停战协议,但是这种核威胁根本未发挥任何作用,谈判依自身逻辑而结束.     

试论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和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化.始于50年代的美国对印政策反思和对苏联、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促成了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的出台,美国希望借中印边界冲突之机加速"裂变"中苏,并将印度拉入对华遏制轨道,此政策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得到充分贯彻实施.由于决策很大程度立足于主观的地缘战略假设和对印并不贴切的评估分析,肯尼迪政府上述政策最终未能达到预期设想.     

朴正熙掌权之初与肯尼迪政府互动关系探析

1961年5．16政变成功之后,张都瑛成为军政府的领导核心。但美国肯尼迪政府没有急于支持张都瑛,而是采取了谨慎的观望态度。在美国犹豫之际,朴正熙则很快采取主动,在短时间内清除了张都瑛势力,成为军政府的权力核心。对于军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肯尼迪政府静观其变,待确定朴正熙已经稳固在韩国军政府中的地位并积极配合美国的对韩政策之后,肯尼迪政府才明确公开了对朴正熙的支持立场。肯尼迪政府对朴正熙的立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韩政策的谨慎特征,表明美国并不愿意过分介入韩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美国对朴正熙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朴正熙自身努力的结果。     

两重困境: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评析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它还使德美关系面临最现实和最严峻的考验。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处于战略困境和同盟困境这两重困境之中。在面临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困境时,美国的决策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开展对苏谈判,面临考验同盟可靠性的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则决定了美国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与步伐。     

试析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东西方关系缓和并不意味着德国问题的解决。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是柏林问题,美苏等大国都在此有重大利益。由于柏林地位的特殊性,为苏联以柏林问题向美国施压提供了绝佳的场所。而在美苏核对峙下,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以及美国对此的支持,则让赫鲁晓夫如坐针毡,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前 ,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意识形态、利益和目的方面的分歧使得美国在采取对华政策时 ,总是要考虑到前苏联的影响 ,使得对华政策附属于对苏关系。苏联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中苏、中美关系状况都影响到美国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     

试析抗战前期苏联积极援华的原因

综观苏联政府在抗战前期积极援华实际过程 ,其积极援华的原因有五 :一是苏联面临着严峻的战争总形势 ;二是远东形势日趋严重 ;三是苏联所面临的国内环境 ;四是以援华为先决条件 ,防止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情绪的增长 ;五是以援华抗战为苏日谈判的重要条件 ,迫使日本彻底放弃其“北进”计划。     

20世纪50年代美英“雷神”导弹谈判及使用协商权问题

苏伊士运河危机不仅影响到美英整体外交关系,也对两国的核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苏联在核领域的重大进展对美国与欧洲盟友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为此,美国正式将雷神导弹纳入美英谈判议程之中。在英部署雷神导弹不仅有助于安抚英国因苏伊士运河危机对美国产生的愤怒情绪,而且还有助于威慑苏联,这是美国北约核化计划的重要一环。英国支持美国在其本土部署导弹,但在使用导弹协商权问题上两国存在某些矛盾与摩擦。     

论苏共晚期新闻自由化的特征与实质

学界一般把戈尔巴乔夫执掌苏共时期看作是苏共晚期.戈氏从1985 年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立志要通过改革,使苏联消除积弊,走向健康振兴之路.为了消除改革阻力,他提出“公开性”与“舆论多元化” 原则,为大众传媒松绑解禁,试图通过新闻自由化手段,促成百家争鸣的社会民主形态,推进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事实证明,戈氏的一系列设想脱离了苏联国情,最后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重新认识苏共晚期新闻自由化的内涵、特征与实质,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警示意义.     

肯尼迪在美苏古巴导弹系统危机中的“战争边缘策略”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事件是冷战期间美苏之间最严重的一次直接对抗,肯尼迪采取了以武力威吓、制造风险、自我克制、准备谈判为特征的＂边缘策略＂。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追求谈判可能性边界的过程。核时代使得国际危机的处理方式发生变革,在核时代这个常量限定的条件下,博弈双方会控制边际收益,达成利益均衡点并缓和危机。     

肯尼迪政府初期的美国对古巴政策探微

肯尼迪上台后,基本上延续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古巴遏制政策,一方面为了防止古巴革命向拉丁美洲扩散,准备武装颠覆卡斯特罗政府的步伐随即加快;另一方面成功地说服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及欧洲盟国支持其贸易禁运政策.然而其政策没有达到消灭卡斯特罗的目的,反而使古巴对苏联更加依赖,同时也加深了卡斯特罗政府对美国入侵古巴、扼杀古巴革命的恐惧,使古巴对苏联寻求更多的经济、军事援助.最后导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苏德战争与日苏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苏关系的演变与苏德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由于苏联极需避免两线战争,全力西顾,日本亦有避免转入可能发生的苏德战争以确保南进之暂时考虑,两国通过谈判缔约使关系得到了改善.苏德战争形势的发展打破了日本待机北进的计划,日苏关系虽受到动摇却未陷入破裂.苏德战争的根本转折,导致日本在日苏关系中陷入被动的外交地位,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创造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