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文人的反叛朝廷倾向

唐代文人反叛朝廷表现为在外敌入侵之际举城应敌,全身邀赏;在动乱中投靠叛军,接受伪官;为其他反唐势力充当谋主,对抗朝廷。其中有失节的贰臣,也有叛臣。多数人是由于过高的政治诉求未得到满足而积恨君主公卿,最终叛附唐朝的敌对势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唐人不崇名教,"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尚未深入人心。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侠文化视野中的胡人形象

唐五代"胡人识宝"故事中的胡人形象,受唐代任侠风气的影响,充满了侠义精神。胡人是他者,是输出者,而国人则是接受者。胡商的进入,是一种异质文化的输入。唐人将这些舶来品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加工,使这些形象成为"加入了文化和情感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个人和集体的表现",其中"情感因素是胜过客观因素的。"[1]因此,唐人笔下的胡人是作家个体及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略论唐代人神情恋故事范型的因袭与新变

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神遇合故事是一种重要的情恋故事范型,唐人小说中有许多人神情恋故事,相较于唐前的人神情恋故事,唐人小说中的人神情恋故事,既有对唐前此类故事范型的承继,又有许多新变。唐代人神情恋故事的新变,是与其所承载和体现的社会群体的改变息息相关,有其时代的文化心态背景。     

唐代“类明经”试策考述——“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试策是唐代科举的重要试项 ,也是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唐人取士科目众多且复杂 ,类明经是明经系列中与明经科相联系和类似的专业性极强的科目 ,主要包括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 ,各科考试皆仿明经 ,但多有“专业”考试 ;其中有试策 ,而试“帖读”尤为一般论者所罕及。类明经在唐代科举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论唐代文人的反叛朝廷倾向

唐代文人反叛朝廷表现为在外敌入侵之际举城应敌，全身邀赏；在动乱中投靠叛军，接受伪官；为其他反唐势力充当谋主，对抗朝廷。其中有失节的贰臣，也有叛臣。多数人是由于过高的政治诉求未得到满足而积恨君主公卿，最终叛附唐朝的敌对势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唐人不崇名教，“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尚未深入人心。     

"唐承汉统"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唐承汉统”说 ,是唐人在五德终始循环上关于唐朝跨越魏、晋、周、隋直承汉朝统系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由王勃提出 ,经李嗣真、崔昌等人的发挥宣传 ,在武则天、唐玄宗时 ,通过立二王、三恪的礼仪形式实施于唐代政治生活中。“唐承汉统”说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理论意义在于 ,它为唐朝政权提供了超越合法性 ;其实践意义在于 ,它为唐代盛行的唐人慕学汉人风范的文化心态提供了理论依据。     

唐代妇女服饰述略

唐代是封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历史时代。唐人气势恢宏，对各种文化都能以宽容的心态，敞开大门，予以接纳。唐代的服饰文化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汲取了少数民族以及外国服饰文化的精华，使服饰花样翻新。而唐代妇女的服饰，更是异彩纷呈。在唐人小说《许志翁传》中，记载...     

唐人对女娲神话书写考述

唐人在著述中常常提及到女娲神话,而在文学中女娲也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学母题原型,成为"创造万物、构建秩序、救民困厄"的文学意象符号,演变成了造福人类的意象载体。与唐代以前女娲神话的文学书写意象不同,唐代的文人更多的是以女娲神话作为一种符号来表达自我情怀。而这种模式也使得女娲神话的书写呈现出由集体政治意识向个体生命意识、由宏大理想向现实情怀的转变。从唐人对女娲神话的态度和评价的转变中,可以更好地了解作家们的思想心态,从而更本真地把握唐代文学。     

杜甫对唐代詩人的評論——纪念杜甫誕生1250年

杜甫所論及的唐代詩人很多,这些詩人有的在他以前,有的与他同时,有的比他年辈稍晚。杜甫不仅論述了他們的作品,而且也論述了他們的为人。知其人而論其詩,是杜甫“作家論”的特点之一。首先是“初唐四杰”(王勃、楊炯、卢照邻、駱宾王)。杜甫的《戏为六絕句》就有三首是論“四杰”的: 王楊卢駱当时体,輕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河湟的失陷与收复在唐诗中的反响

河湟失陷,在唐代君臣和朝野上下引起极大震动。百年沦陷期间,唐朝君臣时刻梦想着收复失地。张议潮起义,驱逐了吐蕃人在这一带的势力,表示归顺唐朝,曾令唐人欢欣鼓舞。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和唐人思想情感的反映,唐诗中表现了唐人痛失河湟的悲伤、收复河湟失地的呼声和欢庆河湟收复的心情,歌颂了朝廷的决策和河湟恢复斗争中的英雄张议潮等人,也反映出唐王朝与归义军在河湟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诗酒风流--试论酒与酒文化精神对唐诗的影响

唐诗中有 6 0 0 0多首咏酒及与酒有关的诗 ,酒中或酒后创作的诗数量更多。酒是促进唐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纵酒赋诗是唐代诗人的生活风气也是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诗酒风流是唐人的重要文化观念。唐代的酒文化精神在唐诗中有充分的体现。酒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有两个层面 ,一是酒对诗人生理影响的物质层面 ,一是酒文化精神对诗人心理影响的精神层面。诗与酒也有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酒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及唐代诗人的心态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唐代文学中的西北民族文化——唐代文学的多元文化探讨

唐代文学渗透着丰富的西北诸民族文化精髓。仅以诗、词、歌舞戏为例,唐人在诗歌审美、唐代七言诗等方面深受西北民族文化的影响;词体文学及歌舞戏也是因广泛吸收西北民族乐舞文化而得到了长足发展。把唐代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研究相结合,对拓展和深化唐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岁时节庆中的公共宗教活动

随着佛道二教在唐代的盛行,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唐人欢庆活动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而宗教节日的活动也在向世俗化发展。唐人在传统的和宗教的节日习俗中的公共宗教活动展现了唐代城市居民宗教生活的丰富多彩。     

复仇报怨母题与唐代豪侠精神

唐代文化精神中,豪侠精神与恩仇伦理形成了会通融合,具有唐代自身的系统性、开放性并初具类型,更加细密化。唐代血亲复仇主体身份,更加具有平民化倾向,被当作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正面形象讴歌。唐人开始认真地看待复仇的正反两方面社会意义,较为从理性上思考私自复仇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唐人写狐精报仇故事,一般都具有豪迈粗放的喜剧色彩和幽默感。唐人还生发出更为复杂的马报仇故事,突现出对于人马恩遇关系的进一步理解。     

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经济地理的几个问题

出土唐人墓志保留着唐代珍贵的经济地理信息。由于唐人仕宦空间跨越性大、调任频繁,其墓志中往往会记述生前多个任职地的地方社会信息,经济地理信息就是其中之一。就唐代南方社会而言,出土唐人墓志留下了较多的南方地区的经济资源、经济开发的记录,同时,也披露了经济领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唐人墓志也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唐代北方地区的山地经济、都会城市的商品经济特点,此外,墓志还折射出了唐代北方社会经济下降、衰退的某些迹象。     

唐诗与昭君故事的传播接受

唐代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以诗歌为主。唐代题咏昭君之诗,承继六朝传统而多有创新。一是自言体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代言体而开拓了议论的空间,在同情的旧调之外开抒怀的新路;二是昭君故事随同自言体而客体化,成为观照现实、批评政治的借鉴;三是在代言体的创作中,唐人对昭君的命运与境遇有着更为深切的同情与体贴的关心。因此,相比于魏晋六朝时期的诗作,唐人不仅拓展了昭君诗的类型,开扩了昭君诗的表现范围,而且通过唐诗的阐释,丰富了昭君故事的内涵,使其意义更加深刻,昭君诗的主题从此不再单一。     

论唐代道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道教发展到唐代，由于老庄思想的介入而发生了显著变化──道家哲学成为道教思想支柱；轻方仙道术，重心性双修；道教全民化。唐代道教渗透于唐代文化各方面。本文拟从唐人的文化心理意识、审美情趣和唐代的文学、艺术、民俗、科技诸方面探讨唐代道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及唐文化的道教特征，说明唐代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编读往来

由“凶宅”引起的联想 《社区》杂志的那篇《房子成为“凶宅”之后》的文章,引出了我几年来想说的话。我非常同情李松同志的遭遇,也很同情天普公司的无奈。他们心中由此产生的阴影,是不会因法律的裁决而消失的。因为,面对新房中出了人命案,人们心中那种说不明、道不清的“硌硬”是不会很快消失的。 现如今,二手房以它的价格便宜、位置尚好、物业费低廉、供暖、维修不用操心等优势成为购房者的首选,但也仅仅是“首选”。三年前,我曾有过买二手房的想法,那时几乎每周一、周四,我都要买刊登二手房源的杂志和晚报来细细查看。但是,一起起发生凶…     

唐代梦小说与儒家思想

唐代梦小说之内容与主题多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密切,但在三教合一的唐代,儒家思想在这些小说中也有多方面的表现.本文主要从儒家天命观和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仁义礼智信等两个方面在唐代梦小说中的表现进行论述.唐代梦小说中对于儒家思想正面的反映:积极参与政治的入世思想反映了儒家"制天命而用之"的天命观以及对于儒家仁义礼智信孝等思想观念的颂扬;而披着佛道外衣的梦小说则又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在唐人思想中是一种在怀疑、愤慨、否定中摇摆的儒家天命观思想,体现出文人思想中儒家理念的浸润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