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邪考

浑邪部,地处河西走廊及新疆东部,扼守丝绸之路孔道,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她所属人口众多,但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一年之内,被汉朝军队杀、虏及随同浑邪王降汉的,就有九万多人,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休屠部人。因此,无论就汉匈关系、汉与西域的关系、匈奴与西域的关系,浑邪部无疑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怪乎在汉武帝元狩二年一年之内,汉朝军队连续两次向匈奴发起的猛烈攻击,其打击对象都是浑邪、休屠二部,     

大月氏的西迁及其活动

一、大月氏族西迁伊犁河流域的经过当匈奴未崛起前,月氏是活动于河西走廊的主要民族,处于举足轻重地位,乌孙、康居、匈奴诸族都曾受其奴役。因而当秦灭六国之时,北方草原还是“东胡强而月氏盛,是以在匈奴头曼单于时,还以太子冒顿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这次是由于头曼想立所爱阏氏之子少子为王,以废冒顿的阴谋,才借冒顿质于月氏之际而攻击月氏,用以借刀杀人,这次袭击,并没有大败月氏,月氏还未远徙。     

小月氏考

大月氏被匈奴所击追而西迁,其中一部分残留在今天的甘肃省西部,寄身于南山羌。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史记》卷123《大宛传》。《汉书》卷96上也有意思相同的文字,唯“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过大宛西”云云中对月氏与匈奴的关系作了较详的记载,但是关于饮器之说在《大宛传》的开头也能见到)。     

浮云馄饨

《燕京岁时记》云:"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混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冬至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有多种说法,但也看出馄饨名字的渊源。相传汉朝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     

契丹源于杂胡,其主体族源为乌桓说

契丹来源于东汉末年以来东胡人的后裔乌桓、鲜卑与匈奴残余经重新整合而成的社会混合体,由于当时的北族,可以泛称之为“胡”,故曰契丹源于“杂胡”,而其主体族源,当为乌桓余部。     

略述三国时期曹魏对河西的经营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对河西的经营不如两汉,但在河西发展史上仍占有一定的地位。本文试就此作一些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在河西发展史上,西汉武帝时期是个最重要的分界点。匈奴浑邪王归汉后,武帝在这里设置四郡,徙民实边,大兴屯田,修筑长城,有力地促进了河西的发展。西汉末年,中原大乱,河西在窦融统治下却是一个相对安定、富庶的地区。窦融还以河西的人力,物力有力地支援了刘秀的统一事业。东汉初年,武威太守任延也曾在这里设立学校,整修武备,兴修水利,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明帝开始,由于北匈奴的骚扰和东     

关于“原匈奴”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在匈奴起源问题的研究中,过去的学者们惯用“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等概念,用以表示匈奴文化的前身。不加区别地把匈奴本体和别部、真正的原始的匈奴和后加入匈奴联盟的成员混为一谈,因而把许多非匈奴文化的外来因素也都包含在内,导致了在匈奴起源问题上的诸多分歧和混乱。“原匈奴”概念的提出旨在把匈奴本体的族源问题从整个汉代匈奴的族源问题中区分出来,把匈奴核心民族从匈奴联盟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加入和被征服的众多从属的别部中区分开来。“原匈奴”专指真正的匈奴主体民族的前身,“原匈奴文化”指匈奴主体民族创造和使用的核心文化。     

试析鲜卑山时代鲜卑部落的族群结构

史书记载的 “鲜卑山”共有五处,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五处“鲜卑山”实际上指的是三座山,即鲜卑的发源地、位于大兴安岭南段的“大鲜卑山”,朝阳附近、混有乌桓、匈奴部落的慕容鲜卑部落联盟聚居地“鲜卑山”和敦煌附近、以鲜卑为主体,包含乌桓、匈奴及氐、羌部落的吐谷浑部落联盟聚居地“鲜卑山”,这三座山不仅是鲜卑族兴起和发展阶段的展示,更是鲜卑诸政权的摇篮,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试论晁错边疆移民政策

边疆问题一直是汉初的严重问题。匈奴自从在公元前206年击败东胡以来,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势力日益强盛,成为汉朝北边的最大威胁,故西汉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当时楚汉还在相争之中)便修缮河上要塞,发关内之卒登塞备胡。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匈奴乘中原内战,疲于兵革的时侯,迅速扩张军事力量,控弦之士已发展到三十余万。接着,匈奴围汉朝的韩王信于马邑,韩王信因遭汉朝猜忌而投降,遂与匈奴联结骚扰汉的边境。七年,刘邦亲自带兵三十二万追击韩王信的军队,前锋进至平城,被单于冒顿的精兵四十万围困在白登山,几乎全军覆没,后来用了     

试论匈奴政权在西域的统治

一据王国维考证,“胡与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之际,与数百年前之獯鬻、猃狁,先后相应”,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秦末汉初,匈奴族在其杰出的政治军事首领冒顿的率领下,东征西讨,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起一个地域辽阔的奴隶制强国。公元前176年左右,匈奴军事势力大规模进入西域,控制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等国。此后,匈奴政权便与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匈奴势力逐渐深入西域腹地,进而到达葱岭,影响及于中亚两河流域乃至欧洲一些地区。     

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     

关于匈奴人种问题的几点认识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表明,匈奴人的人种构成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的匈奴人基本延续了较早时期的人种类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种类型上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来源上应与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战国晚期以后,当长城以北强大的匈奴联盟形成的时候,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终加入到了匈奴联盟当中。     

简牍所见王莽对匈奴采取的政策

王莽即位后,对匈奴采取一系列错误政策。首先是更改匈奴名号,其次是分封匈奴十五位单于。简牍中不仅记载了这两件事情,而且还补充了非常重要的细节。     

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有汉王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战争中的"亡降"者也是特殊的"亡人"。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突出表现,与活动于中原的"胡巫"、"胡骑"在神学职任和军事技能方面的作用类似,即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     

匈奴“僮仆都尉”考

在汉王朝对西域实施有效控制之前,匈奴势力对这一地区有显著的影响。这就是所谓"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的时代。《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僮仆都尉"是汉文义译匈奴官职特例之一。分析"僮仆"取义以及"僮仆都尉"居地和"僮仆都尉"设置的时段特征,对于理解和说明这一阶段的西域史和匈奴史,是有意义的。     

蕃将世家:唐代浑氏家族现象研究

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就是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     

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

匈汉之间,除经济文化及军事交往外,使节往来也非常频繁密切,有时其交涉还很复杂激烈。平城之役匈奴曾成功瞒哄十辈汉使。汉使本为窥探匈奴是否可击,却将刘邦送进白登重围,刘邦又利用汉使营造出的局面乘机脱围。匈奴贵人使者作为单于先行而入汉,死于中原。匈奴扣留汉使苏武与其初衷绝对相悖。使节往来为军事、政治、经济服务,其主动权因势力强弱变化而易位。无与伦比的强大凝聚力将匈汉人民聚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及灿烂文化。     

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统万城址中的匈奴文化探析

统万城是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政权的都城，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是我国境内唯一确知的匈奴古城。统万城遗址是匈奴人在历史上活动的见证，匈奴文化特征显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章从匈奴文化的角度对统万城进行了解读，认为统万城的命名是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表现，统万城的选址体现了匈奴人的自然审美观，城市形态设计则与匈奴的文化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统万城遗址是匈奴文化的典型例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加强对统万城的民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