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承认汪伪政府始末

汪伪政府成立后,承认汪伪政府问题成为中德日三角关系中一个新的变数和敏感变量。日本把敦促轴心国盟友承认汪伪政府作为要挟德国的一个重要砝码,德国则将之视为在东亚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希特勒德国在承认汪伪政府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克制到动摇再到最终承认的曲折过程。     

汪伪政府财政特点分析

作为日本在中国关内扶持的最大的伪政权--汪伪政府在存在的五年多时间里,为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在财改制度建设上颇多参照原国民政府;但作为一个傀儡政权,表面的"继承"并不能改变其实质,无论是财政管理权还是财政体系.汪伪政府均处处受制于日本,并由此造成伪府财政原则的被动性.本文拟在大量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的基础上,对汪伪政府的财政特点加以分析,以进一步剖析其政权性质.     

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人士的反战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所辖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之文化工作委员会（主要领导为共产党人）与日本人士所组成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成立前后均有事实上的指导、支援关系,且有制度上的规定,双方共同进行了抗战文化宣传方面的一系列活动。     

台湾总督府的外事政策——以领事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日据台湾初期,外事机构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总督府逐步强化外事机构,并将"经略华南"和"南洋对策"作为活动重点。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总督府一面利用汪伪政府的驻台领事馆强化对台湾人民的控制,一面与日本驻华南领事馆密切联络,加强对华南地区的侵略扩张。由于台湾的"特殊地位和使命",总督府的外事政策作为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延伸,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美援"与民意间的抉择——评1947～1948年间国民政府的对美、对内政策

在1947～1948年间进行的"反美扶日"运动及抗议美国援华法案的斗争中,"美援"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民众间三方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美援因素影响,国民政府在对内、对美政策上陷于左右矛盾的困境之中,而其最终违逆民意的选择更使它在内政外交中均陷入空前的孤立,并成为其统治在一年之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决策的制定经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复员的过程中,就中央储备银行券("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率制定了极不合理的方案。再加上有些接收大员从中舞弊,多地物价因此大幅飙升,沦陷区的民众在经济上遭到了新的剥夺,民怨更加激烈。制定战后一系列接收复员政策的诸多失误,也与抗战中后期大后方蔓延孳生的腐败行径密切相关,并直接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     

棉麦借款与宋子文的日本登岸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民族工业萧条及农村经济破产.此外,经济萧条还导致政府财政急剧恶化.因此,国民政府要从美国借入棉麦借款[1]以期全面解决经济悬案,并且财政部长宋子文主动推进该计划的进行.虽然宋子文是以救济民族纺织业棉荒的名义借入的棉麦借款,但是实际上是考虑在华日本纱厂的消费.对于在华日本纱厂购买借款棉花,日本外务省起初考虑接受以解决中日之间的经济悬案,但是日本军部强烈反对并主张宋子文等欧美派的下台.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实行宥和政策,随即转告宋子文返国经过日本时,登岸以跟日本政府协商,然而宋子文坚决拒绝执行国民政府的决策.宋子文的不登岸就象征坚持实行排日政策,所以这进一步引起了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对.在这一系列事件过程中,棉麦借款归于失败,宋子文也不得不辞职.     

民国藏事辑要(四)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正式建立西康省,设省会于康定。五月,拉萨三大寺喇嘛为争取抗战胜利诵经祈祷。同月十七日,西藏文化促进会在重庆成立,由罗桑坚赞任主席。七月十五日,国民政府拨款十万元作为护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费用,另发     

银行视角下的第三方支付发展之路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银行与第三方支付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更为微妙的变化.笔者试图从银行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支持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给银行带来的机遇挑战两方面出发,介绍了两者竞争合作的博弈关系,同时通过对银行进入第三方支付行业的两大主要困难的分析,最终提出中国第三方支付的前景构想,即"商业银行应采取母子公司型控股公司模式,以成立第三方支付子公司的模式介入第三方支付,在中央银行统一管理下,与现有的民间第三方组织形成市场竞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宏观政策研究

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困难形势下及时有效地在国内开展善后救济活动,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总",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善后救济的宏观政策,主要包括"寓救济于善后之中"、关于善后活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应直接进行善后工程的管理、管理善后与救济事业的不同模式、善后救济事业要防止舞弊和高度重视引进外国人才等.这些宏观政策的实行,对救济难民和重建家园有帮助,但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问题.     

戴季陶“日本非敌论”的真意

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面临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以及来自东邻日本的侵略,“剿共”与“抗日”如何均衡进行成为国民政府的最大课题.对此两问题均有过深入研究的戴季陶,在极力抑制共产党发展的同时,亦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决策,其日本观在现实政治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在中日战争日益恶化,国共两党由对立转向合作,继而又走向殊死之争的过程中,戴季陶与日本保持何种关系?其日本观有何特征?此与其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何关系?理论根据源于何处?本稿欲就此进行探讨,期以探明戴季陶日本观的真正用意.     

从定县到全国：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的起源、形成与推广

近代中国的基层卫生建设长期缺乏统一明确的规章制度,发展极为迟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规划进行县级卫生建设,但迟迟未能制定出合适的县级卫生建设方案。1932年以后,国民政府效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创造的卫生模式,逐渐制定出县级卫生制度。定县卫生模式的经济高效以及平教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国民政府迅速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从制定到最终成型,再到全国推广,过程漫长而曲折,最终国民政府将县级卫生制度融入新县制当中,才使县级卫生制度推广到整个国统区。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的设计与实践之间虽然存在巨大差距,但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     

略论清末民初中日朝三方对朝鲜移民东北的举措

清末民初是朝鲜移民迁入我国东北的高峰时期。大批朝鲜移民涌入我国东北地区在当时曾引起许多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和朝鲜政府三方的角度分析其对待朝鲜移民的态度及举措。     

“一·二八事变”与上海“自由市”计划始末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之中,日本政府利用公共租界的统治危机以及上海外国侨民谋求改变上海现状、企图把上海建成自由王国的动态,悍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与上海公共租界更是里应外合,大力推进上海自由市计划,并积极倡导召开圆桌会议,谋求上海成为自由市。然而,这一计划不仅遭到了上海各界民众以及国民政府的反对,同时也未得到美、英、法等国的支持。尽管自由市计划没有实现,但却影响深远。一.二八事变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客观上转移了中国对收回上海租界的关注,使租界延长了寿命;而日本的远东宪兵威力也得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承认,日本在公共租界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对日本建议成立自由市的反对态度,使九一八事变后的日美关系更加恶化;一.二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     

北伐时期"迎汪"事件探究

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斗争错综复杂.国民革命阵营的一些人士不满蒋介石当权后的作为,要求在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重新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制定了"迎汪"的方针,以期改变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运动的局面.历经一年的迎汪事件,对于团结革命进步力量,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方针和策略的错误,汪精卫复职并没有达到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最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蒋汪合流反共.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改征实物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于1941年6月16日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对于这一措施应如何评价?在以往的论著当中,多谓此举“是四大家族掠夺、搜刮农民粮食的一种暴政”,是“国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一种搜刮手段”。有的虽然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也是闪烁其词,似是而非。总之,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尚阙公正评说。笔者以为,此实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的一大改革,它在当时对     

棉麦借款与宋子文的日本登岸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民族工业萧条及农村经济破产。此外,经济萧条还导致政府财政急剧恶化。因此,国民政府要从美国借入棉麦借款以期全面解决经济悬案,并且财政部长宋子文主动推进该计划的进行。虽然宋子文是以救济民族纺织业棉荒的名义借入的棉麦借款,但是实际上是考虑在华日本纱厂的消费。时于在华日本纱厂购买借款棉花,日本外务省起初考虑接受以解决中日之间的经济悬案,但是日本军部强烈反对并主张宋子文等欧美派的下台。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实行宥和政策,随即转告宋子文返国经过日本时,登岸以跟日本政府协商,然而宋子文坚决拒绝执行国民政府的决策。宋子文的不登岸就象征坚持实行排日政策,所以这进一步引起了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对。在这一系列事件过程中,棉麦借款归于失败,宋子文也不得不辞职。     

大国梦难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以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进入了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善加利用,将极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和重建。然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决策一再失误,在处理与盟国关系的问题上,先获咎于苏,复结怨于美,且不和于英。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因驻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是否应向中共部队提供部分租借物资问题等,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引致美国朝野对重庆国民政府极为不满,中国在盟国内部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境与失败,实际上只是此时已有各种矛盾之逻辑发展。     

我国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探析

我国在经济机制改革过程中,企业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要解决劳动关系问题、保证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国家大力建设各级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在共同协商对话的基础上解决新型劳动关系问题.虽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三方协商机制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协商机制建设上还不完善,流于形式,因此研究我国各级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并且通过对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存在问题的分析,找到完善我国劳动三方协调机制的策略,成为当前解决劳动关系问题的重要课题.     

"人人优异"——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略论

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对薪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决定公务员次年的加薪、晋级或者减俸、降级及免职.国民政府时期有限的人员之考绩使考绩制度的宗旨可望而不可企及;同时在这有限的考绩中,加薪、晋级人员太多,减俸、降级及免职人员太少,以及"官本位"、"关系效应"和"趋中效应"的充斥使考绩流于形式.考绩制度的虚化,直接加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剧了国民政府吏治的污浊,也加速了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