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原因及对策

国家农村宏观政策转型后,一些农村基层政府尚没有从“管治型”治理转向“为农服务”和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服务型”治理。农村基层存在的治理危机状况可以概括为选择式治理。选择式治理在现实治理中主要表现为控制、掠夺式治理和放任、应付式治理两种形式。导致这一治理方式的主观原因是政府部门的自利性,客观原因是现行的压力型体制有缺陷和农村社区自组织治理不足。完善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必须坚持系统思考,在宏观上,需要破解压力型体制;在微观上,需要构建微观社区自组织治理机制。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特征在于“小政府、大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的发育,都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塑造的“小政府”同时还应是一个“强政府”,也就是说,“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应是我国社区建设最重要的体制要求及体制特征。     

关于多级财政体制的现实基础分析

由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现实中不同国家的多级财政体制的具体情况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究其原因 ,各个国家的多级财政体制并不是简单地按照经济原则而确立的 ,而是在诸多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确立了各自的多级政府体制 ,并因此而形成的。一、行政区划　　多级财政体制得以存在的首要现实基础是多级政府体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政区划安排。十分明显 ,一个由单一层级政府所构成的国家 ,例如 ,新加坡、汤加、安道尔等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 ,就根本不存在多级财政问题。正是由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多级政府体制 ,所以才产生了多级财…     

系统性整合:农村基层组织的重建

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基层组织及其管理服务的"叠加"、"过剩"现象,实质只是一种"相对过剩"。近年来,各地政府实施了多种以"减负"为取向的农村基层专项整治和以"整合"为取向的农村基层组织创新,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无法根本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及其管理服务的‘相对过剩’问题。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基层组织重建须根据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实施系统性整合:根据系统性要求重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根据整合性要求健全农村基层组织运行机制,根据协同性要求整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根据统筹性要求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创新。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职能的广度和深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社会化程度等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就越有扩大和加深的趋势,只是不同体制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存在差异而已.不同制度结构的国家,社会发展和公共需求的表达方式不同,必然导致经济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差异性,也将导致地方政府职能差异.政府的目标决定着政府行为的选择及政府功能的转变.在不同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架构中,地方政府承担的职能也将有所不同.换言之,地方政府职能必须在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进行把握.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政府经济职能探析

现代市场经济虽然有不同的模式,但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都起着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政府履行一定的经济职能已是经济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政府履行经济职能,又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特征。我国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调节经济运行中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以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转换与创新,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保证经济良好运行中的积极作用。     

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

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我国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     

农村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讨

农村政策执行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和行为存在缺陷,政策执行资源不足,政策对象抵制以及政策本身的适当性存在问题。为此,应从基层政府体制入手,改进政策执行方式,完善政策监督机制,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资源环境,促进农村政策的有效执行。     

居安思危,直面危机——国外处理危机事件的案例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和借鉴

为了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社会资源整合,加强应急法制建设,构建自己国家的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所以我们更应将各种突发事件变成政府危机管理的革新契机,从别的国家危机管理中汲取经验和知识,加速国家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提高我国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     

福利体制与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关系研究——基于ISSP九个国家地区的实证分析

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16年政府责任调查数据,以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东亚福利体制下九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并提出福利责任态度影响因素的福利体制因素假设、个人因素假设,采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展开研究。研究问题为：不同福利体制下公众对于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特征是什么;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研究发现：福利体制因素会对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的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东亚福利体制下的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个人因素也会对福利责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较为明显,表现为社会中相对弱势群体的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因此,中国福利发展应采取政府主导、需要取向、多元参与的政府福利责任定位。     

转轨国家政府规模研究及启示

转轨国家,这里指的是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当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国家比较重视政府规模问题.根据地域条件,可以将转轨国家分为巴尔干地区、巴尔的摩地区、中亚地区、高加索地区、欧盟接壤国地区和西部联盟地区等等.本文从转轨国家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和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两方面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进行分析.对比我国的政府规模现实状态,启示在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应该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逐步递增;我国政府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不能超过临界点;公务员总量应适应政府职能的变化,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度上升;对于政府规划的考察要和绩效评估制度、问责制度的实施和完善结合起来.     

政府调控浅析

文章对目前经常出现的对“政府调控”的误用与误解进行了辨析。首先，“政府调控”并不等义于“国家调控”，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主体进行的调控。其次，政府进行的调控并非都是宏观调控。以克服“市场失败”为出发点的政府调控，既要进行宏观调控，又要进行微观调控。最后，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调控不能单向弱化，而必须进行双向调整     

关于村民委员会传统的法律定位及其反思

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制度是农民自发创造和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产物。1978年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因失去经济支撑而瓦解。这时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理处于空白状态,旧的体制瓦解,新的体制还没有出现,全国农村管理处于瘫痪状态,出现了严重的失范局面,如何重建农村基层社会的秩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公共服务优先安排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重构路径

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是距离农村居民最近的治理层次,也是提供服务的体制层次。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一直是通过行政体制通道进入农村社会的。实现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优先安排的关键在于打通自上而下的体制通道,建立以服务为重心的体制。体制越接近于农村基层,其服务性就越强。广东省清远市以服务为导向,从基层单元体系重组、体制职能重构、服务重心下沉、服务事权下放等方面切入,对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进行重构,建立了以"乡镇公共服务中心—片区党政公共服务站—行政村(村委会)公共服务站—村落服务代办员"为核心的服务性治理体制。这一改革的重要价值在于将服务前置到一个合适的治理单元,这个单元既能近距离提供服务,也可以兼顾服务的规模效应与服务质量,均衡体制的行政与自治功能。实践证明,清远市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增强了治理体制的服务功能与能力,对新时代实现"以体制创新破解公共服务优先安排"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行政区划改革的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变研究

行政区划体制作为一种国家结构体系,是国家政治抉择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设置及其职能定位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传统的行政区划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并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的基本要素.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和上级、政府间纵向“职责同构”、“职能错位”以及财力与职能不匹配等问题都与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密切相关.因而,探寻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职能定位、转变的相关性,开展以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和转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及调整和优化地方政府职能结构体系、合理确定不同层次层级地方政府的职能、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考察和历史经验

根据制度创新主体和变迁道路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历程可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党的十四大至今两个阶段.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党中央掌握主导权的前提基础上,要保证不断深入科学地推进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进程,必须实现好从"革命党"思维和体制向"执政党"思维和体制的转变、从民主作为一种手段向民主作为一种手段和目的的统一的转变、从主要保障党内权力授权机制向主要保障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转变.     

体制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原则探析

自国家产生以来,有关政府的经济职能问题就一直为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关注。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如何行使政府经济职能,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纠正市场失灵,已成为经济学家不断探索和求解的重要问题。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迫切要求政府转变经济职能;然     

嵌套博弈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治理不是一个孤立的博弈,而是嵌套在其它博弈之中。农村基层现有的自上而下的决策体系,使参与人的策略受上级政府偏好的约束。这种嵌套形成了实质上的政府单边治理机制,这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效率不足的主因。农村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与复杂性,要求不同的主体参与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治理。改革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建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决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多边治理的新的博弈结构。在改变后嵌套博弈中,农户、企业及非盈利组织都有参与农村公共产品治理的积极性,他们与基层政府、上级政府共同建立起分工协调的多边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