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客家村落的空间结构初探——以闽西武平县北部村落为例

在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中 ,空间结构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运用聚落地理学与社会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 ,对传统客家村落———福建省武平县北部村落的空间结构及其意象作一初步的探讨。全文分为三部分 ,前面二部分具体考察武北村落的内部空间结构与外部空间结构 ,第三部分则在此基础上摄取“语言”解读当地村落居民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     

从"厅堂天下"到"空心村"——关于广西博白县客家村落乌鸦颈村文化变迁的调查报告

乌鸦颈村是广西博白县一个以陈姓为单一族姓的普通客家村落.自该村形成以后,陈氏家族的崇祖祭祀、日常生活甚至生产活动都围绕着"厅堂"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村民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人口流动性增大,宗族的凝聚力开始弱化,围绕"厅堂"聚居的客家人开始散居村落的周边,乌鸦颈村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客家文化也在发生着嬗变.但其在现代化冲击下所发生的嬗变的走向值得我们关注和深入探讨.     

土地资源与权力网络——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

华北农村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其自然———社会生态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即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体制与内向封闭型的村落社区结构相伴而生。而土地是乡村社会的基础性资源,乡村社会的一切自然、人文关系都是围绕着土地资源分配而展开的。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村落内部的土地资源分配表现为地权的相对集中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相始终,土地收益在各阶层的分配也极不平衡。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讲,宗族取向是华北村落社区土地资源分配的价值导向与结构制约。在国家权力与村庄社区的互动关系上,国家权力对华北农村的影响仅限于征税,而乡区长、保甲长处于行政权力与村落社会尖锐矛盾的焦点,其社会角色已从士绅转向土豪劣绅。要而言之,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重组,这又有赖于土地分配方式的改变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传统客家村落的通婚圈及其成因分析——以闽西武北村落社区为例

通婚圈及其成因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汉人社会通婚圈的研究很早就有学者涉足,并作过零星的讨论,但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关于客家社会的通婚圈亦间有论者涉及,但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仍然十分有限。因此,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以闽西武北村落社区为例,就传统客家村落通婚圈的基本情况、影响通婚的诸因素,作一比较深入系统的探索,并力图与前人的研究形成对话。     

村落乡土文化资源中的传统体育研究——兼对一个侨乡村落武馆百年史的考察

通过对东南沿海一个侨乡村落中具有百年历史武馆的实地调查,探析村落传统体育的内涵、特征、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等问题.村落传统体育是在农耕文化传统背景下,由村落民众共同创造的一种村落乡土文化资源形态,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聚群(族)性、草根性、规约性等特征.村落传统体育在历史上曾发挥整合村落秩序、教化村民、娱乐、凝聚民众以及社区认同等社会价值;新时期的村落传统体育,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将在承传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区域性传统体育资源、提高国民整体的体质健康、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中发挥更大社会价值.     

和谐与冲突——贵州省黔东南州占里村田野考察报告

贵州省黔东南州占里侗族村落,以其独特的生育文化及和谐的村落社区生活而著称。本文以此为背景,以走访问谈的形式研究这个能够将自己的传统文化保留传承至今的古老村落,在当今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在青年一代越来越多的接触外部世界的时候,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     

从职业变迁到社会分化:一个回族村落的社会转型

本文基于实地调查资料,论述了一个回族村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研究发现,该村落社会转型的动力是城市化和市场化;转型机制是职业分工、生产关系、权力等级分化等因素的合力作用;其社会政治结果便是总体型社区向分化型社区转型。     

西北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模式选择依据

农村文化建设的模式选择受当地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分析发现,西北农村地区具有村落分散,社会经济条件落后,文化组织不够发达,文化传统丰富并有特色等特征,并不适合照搬其他地区的文化建设模式。有必要根据西北农村的现实条件,尝试探索走政府主导,以集镇为中心,辐射带动周围村落的文化建设道路,最终促进西北农村文化的整体繁荣与发展。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论六朝时期陈郡谢氏的家风与家学

六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各有其家风与家学 ,并由此造就了各自独特的家族文化。陈郡谢氏作为当时一流的文化世族 ,在两晋之际由儒入玄 ,在东晋时期形成了典型的名士家风 ,代代相传 ,大大提升了谢氏的社会地位。在宗族内部 ,谢氏则恪守礼法 ,维系宗族的团结 ,使之长盛不衰。谢氏子弟多爱尚文学艺术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非工业污染的环境社会学阐释——淮河流域徐村个案研究

徐村是淮河流域一个非工业社区.徐村在过去人口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下保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村人口尤其是常住人口已经大大减少,而污染却日益加重.村落社会变迁、"公水"的悲剧、差序格局、组织程度以及社区归属感的弱化是徐村非工业污染产生的深层社会和文化原因.非工业污染治理的根本是加强社区规范、合作等社会资本建设.     

村落文化范式的转换和创新

村落文化范式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村落总的文化运行模式。村落文化要成为农村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就必须进行范式转换和创新,这将大大有利于当前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创新村落文化范式的现实途径有:积极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农民文化生活质量,不断克服旧文化范式的缺陷,发掘和利用村落文化资源。     

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模式的独特性与多样化

该文认为,西北回族社区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人文背景。这种独特性决定了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模式必然具有独特性的一面,具体表现为发扬伊斯兰崇商、重商精神,通过积极的商贸活动来完成其“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开始其现代化之路。西北回族社区分布于不同的地域环境之中,不同社区往往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和发展道路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宗教教派、价值观念等,这就使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发展道路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

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Z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切入口。通过从Z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并通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     

交互建构：共同体视角下广西农村水利的文化性研究

农村地区水利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乡土社会的文化变迁。从水利共同体研究理论的视角来看,农村地区的用水困境能够通过水利共同体的建构得到消解,而传统社会中宗教、宗族等村落传统文化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体意识往往是构建农村水利社区的必要条件,并且水利、宗族、宗教等多重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建构的关系。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20世纪上半叶四川双村二重化权力形态变迁的个案研究

宗族和村政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的二重化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从来就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焦点 ,而由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经纪体制”理论 ,在近年来则构成理解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村落社会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变迁的基础。通过对四川双村的田野调查可知 ,此一时期 ,传统的宗族和村政虽然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瓦解和衰落的趋势 ,但这一过程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或“赢利型经纪”对“保护型经纪”的替代。通过考察 ,有理由向人们提供此一时期中国村落社会权力形态变迁的又一类知识。     

客家移民与地方文化的建构--以"开善"宗族社会为例

移民是客家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泰宁县开善上保为例,具体探讨当地早期“历史”的创造,以及先来后到的宗族如何在民间社会的环境下共同构建地方文化。文章指出,对于民间社会的早期历史来说,族谱和口头传说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各姓宗族对于文化资源的创造和运用,目的都在于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本以提升社会地位。地方文化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     

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侗族的社会分层与婚姻选择

侗族的社会分层有三个维度,即经济贫富、落寨先后和鬼蛊有无,近似于韦伯提出的财富、权力、声誉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经济的贫富和落寨的先后是分层的核心,鬼蛊的有无不过是虚构的表象,弱势群体往往被贴上“鬼蛊”的标签.在“门当户对”的婚配原则下实行的层级内婚,是维持社会分层模式的文化策略.村内通婚、姑表婚、房族外婚和包办婚姻等都是围绕层级内婚而设置的一套社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