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材料的综合与词义的具体所指

对随文释义的训诂材料实行综合 ,应检验它是否体现了被解释语词所在的文献正文的语境 ,应检验它的训释意图、训释方法是否有助于表述被解释语词的言语意义 ,应确认该语词词义的具体所指 ,以便归纳它的概括义 ,并清理它的言语意义与概括义的关系。     

《中国文学史新著》语词训释成就刍探

《中国文学史新著》作为对文学文献高度重视与严谨处理的一部学术著作,在分析文本内容时首先注意对所引的文献进行诠释,辨证地继承已有的训释成果,同时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准确地还原了文本语词的含义,为进一步解读与阐发文本材料的涵义从而在文学史角度作出考量奠定了深厚基础。本文试从语词训释的角度分析该著,探究其在此方面的成就与意义。     

《神乌赋》语词考释的总结与思考

尹湾汉简《神乌赋》公布于世已经13年。对13年间学术界考订与注释《神乌赋》的成果进行回顾,发现有些语词经过诸家努力,已得正解,但也有歧见纷纭、难定是非高下,或者缺释、误释的现象。而在《神乌赋》语词考释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则十分值得我们深思,引为鉴戒。     

南朝五史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

通过对《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五书的穷尽性梳理,发现其中有不少词语为《辞海》、《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等大中型语文辞书及袁英光主编《南朝五史辞典》所漏收,时贤相关论著如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刘百顺《魏晋南北朝史书语词札记》、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辞语笺释》等也未涉及.今选择23例,进行考释.     

汉语中的元代蒙语语词

蒙语语词进入汉语,自元代始。十三世纪后,广大蒙古族人民自漠北进入中原后,开始了与汉族的频仍交融。这就自然引起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语言的相互影响,首先表现在语词的吸收。于是一批蒙语音训语词,便逐步进入汉语阵营,成为当时的汉语语词。这一点,元代汉语文献可以证明之。证据最力,莫过于杂剧。杂剧在元代是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又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史籍可征,当时作家甚众,剧本数百,城乡争相演出。由此得知,使用汉语的杂剧,是能为各族人民看懂乃至喜欢。今天,我们发现杂剧剧本中有不少蒙语音训语词,涉猎明、清之史籍及今天的汉语中,亦发现有蒙语音训语词。由此可知,元代,有许多蒙语音训语词进入汉语,自然为当时汉族人民所掌握运用。随历史之发展,汉语中一部分蒙语音训语词被淘汰,而另一部分生命力强的蒙语音训语词,至今七百多年,仍然活在现代汉语中。     

元曲语辞训释商考

训释元曲语词的专著,是本世纪四十年代才出现的。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问世于一九四四年。翌年,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刊行。又过了整整十年,一九五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这几部书各有特点,《汇释》体例严密,征引广博,对每一语辞含义的判断非常严谨精切;《例释》既专释元曲语辞,查检方便,对元曲语辞条目多所增广,是常用元曲语辞的工具书。但无可讳言,这几种著作对个别语辞的训释,是值得商榷的。今仅就个人所得,作一些商考,以求教于学人。     

理解何以可能

词并不天然的代表任何对象,语词的意义就在于语词的使用上,而理解一个语词的意义就在于获得运用该词的能力.理解一个语词、一个对象,就看是否具有在这种意义场下与对象打交道的能力.理解就成了一种翻译工作.理解既是经验适切性的问题,那么它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永远有更好的理解的问题.     

论先秦汉代经典文献正文基本的表达方式

先秦汉代的经典文献,在行文上大多遵循“易简”、“理得”的原则。它注重锤炼语句,讲究简明的章法, 善于简易地表达深广的天下之理。这种“易简”、“理得”的行文原则,锻造了经典文献正文最为基本的表达方式,就 是通过一个篇章或一个段落的上下文来显现诸多语词的相互关系,由此而解释每个语词的意义与用法,特别是解 释其中的重点语词的意义与用法。     

从精神到身体:现代知识者精神历程的另一种描述——以中国现代作家为个案

文章用"另一种描述"尝试去揭示早已在现实中真实存在,却从未被清晰描述的世界."从精神到身体"开辟的是一条新的理路,用身体去思想,照亮的是一个已被隐藏了太久且更真实的世界.以中国现代作家为个案的研究则表明:现代知识分子正是以打破由语词教义所构筑的精神世界为起点,后来才一步步走进更真实的人生世界的.描述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就是对语词世界的反思;一代知识分子的"行路史"表征的正是现代教义启蒙神话破灭的历史;然而,如果能丢弃幻象,敢于正视,新的生路也就隐含其间.     

伏羲文化源头的三个问题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名号的同音异写,说明其人其事在文字产生之前早就在人们口头流传;而同音异释,是后世学者根据异写文字的考释.伏羲的出生地,相关文献最支持的说法是甘肃天水及其周边较大的地理区域.伏羲所处的时代,应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渔猎时代向畜牧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     

"妙悟"、"直觉"的互释性问题--兼谈严羽与西方诗学的可比性

作为中文语词,"妙悟"与"直觉"不论从意义上还是从构成上都具有相似性.中国人以"直觉"对译西方的"intuition"似乎暗示了二者具有可沟通、可互释的广阔空间,现代学者在阐释"妙悟"和传译"直觉"时就展现了这一过程.分别以这两个范畴为基石的严羽、克罗齐美学之间,就其整体意义和具体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可比性.     

卜辞勿牛说

要有两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王国维先生的释勿说,此说通过字形比较释出勿字,又据“杂帛为物”的古义,将“勿牛”说成牛名即杂色牛。杨树达先生从其说,朱芳圃先生也基本同意此说;另一种是郭沫若先生的释     

《尚书》中的“迪”字新释

"迪"字是《尚书》(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中的常用字,今本《尚书》中凡45见,其用法颇为复杂.由于字书对"迪"字释义比较含混(如《说文》"迪,道也"之训),故占人往往随文训释,如孔传释"迪",或释为天道的"道",或增字释为"蹈道",甚或释为言道的"道",因此疑义甚多.清王引之经梳理后提出新说,认为"迪"字有可释为语词之"用"、发语词及句中语助者.[1]王氏见解有其独到处,但亦有疏失,本文即针对部分尚存疑义的"迪"字,结合出土文献进行探讨.     

钱绎《方言笺疏》的训诂特点

《方言笺疏》训释词义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引用大量文献训诂资料考证《方言》所收各地方音语词的意义,并疏通补证前人注释;同时注重以声音贯穿训诂考释方音语词的语源流变,析假借,通语转,辨异形。《方言笺疏》注释和研究的方法体现了清代乾嘉学派重考据、重声韵训诂的特点。     

论苏轼对释道态度的前后一致性

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而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在学术界几乎没有分歧,笔者也无异议。但学术界还普遍认为,苏轼对儒、释、道的态度,前后期各不相同:前期(指贬官黄州以前)主异,认为儒与释、道是对立的;后期(从贬官黄州到去世)主同,融合儒、释、道。这一观点,南宋江应辰就已提出:“东坡初年力辟禅     

宇宙图式与经文训释——一种对汉末象数易学的反思

孟喜、京房之后的西汉象数易学,包括两种面向：一种重在建立宇宙图式——将卦爻符号与时空信息进行配比,另一种重在进行经文训释。这两种面向的学问相对独立,前者展开论述时基本不释经文,前者中常用的卦气、纳甲等说亦未见于后者之中。汉末的象数易注之学,一方面不再提倡脱离经文训解而建立宇宙图式的这种学问,另一方面又将卦气等象数易说引入经文训释之中。汉末象数易注之学立足经文训释而对西汉象数易家两种面向之学进行吸纳、调和,又恰带来了其“案文责卦”等弊病。     

乾嘉时期的儒释关系研究——以工彭允初《二林居集》事件为视角

乾嘉时期,儒释关系渐趋缓和.就大部分儒家学者而言,他们一方面在思想上坚守传统的儒释界限,反对混同儒释思潮的公开泛滥.另一方面对佛教人物、典籍等又持有一种极为理性的认识,在现实的交往之中,尽力地保持儒释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这种特色的出现,与当时儒释双方的发展情形不无关系.     

《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情节功能

本文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因果关系的规定,"意外"的制造,"悬念"的强化,阐述了情感讲述语词在<红楼梦>情节设置中承担的功能.意在说明: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情感讲述语词对于促成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情节的紧凑精练,以及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都至关重要.     

关于汉学的一点遐思

今天汉学所得到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真正理解了跨文化现象.人们在面时汉学时所表现出的种种心态,或许正可说明异文化之间相互沟通的艰难.而能够置身于文化交叉处的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的困惑又将是另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     

论“花儿”歌词注释应注意的问题

本文在分析"花儿"歌词注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摭拾数例,以古代文献、现代西北方言和民俗为参证,指出"花儿"歌词注释应注意三点问题:应以现代汉语普通话语词训释方言词语;应使用规范注释术语和方式;应详细注释方言中特有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