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施效颦:论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娜拉”现象

"娜拉"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她仿效于"西方"却又植根于"传统",以走出"父家"且回归"夫家"为己任,最终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放"闹剧,并且也完全曲解了西方"娜拉"的深刻内涵。中国"娜拉"与西方"娜拉"的本质区别,主要是表现为做"女人"与做"人"的认识不同;这种东施效颦式的机械模仿,极大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     

关于中国现代作家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

本文意在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娜拉"式叛女出走后的生活状态的刻划①鲁迅先生所言的回来或者堕落;②有意义和力量的死亡;③依据革命战性自身和传统;以及造成这些状态的各种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通过这种梳理,亦可以见出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妇女解放、对于女性人格独立的思考.     

革命与女性的自赎——十七年女性文学叙事的话语裂缝

十七年女性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存在着既对话又矛盾的复杂关系。出于对"个人生活命运的关心",女性文本在自觉认同和完成革命叙事的同时,女性被压抑的性别意识与独特的审美体验在一定层面上仍以一种潜叙事方式被建构出来,对革命"正史"与男性话语霸权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解构或消解,从而获得了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     

奋争轨迹:争得做人的权利和地位——探析娜司泰谢、娜拉、简·爱三女性的觉醒

娜司泰谢、娜拉、简·爱三位女性，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她们对社会观念、传统习俗的反叛，对人格尊严、个体生存价值、自由平等的人的权利的追求。她们的思想行为勾勒出了一条女性为获得做人的权利和地位表现出的渐次向更高精神层面追求与发展的奋争轨迹     

"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隐喻性特征

李宗刚认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是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历史的缩影,其中隐喻着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最终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同时,英雄叙事还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魅力型权力"的眷恋.     

女性"讲古"的新体式--论谭恩美四部小说的叙事策略

美华女作家谭恩美的英文小说<喜福会>、<灶神之妻>、<灵感女孩>和<接骨师的女儿>,以其"讲古"式的叙事策略,改写了美国华裔女性长期以来的失语与沉默状态,反映了华裔群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和确立.作品运用"集体的"、"个人的"叙述模式,从多方位交互赋权,多角度折射出华人们鲜为人知的辛酸历史以及动人复杂的母女关系,潜移默化为传授人生经验、传播古老中国文化的有效方式.谭的小说在美国主流文化市场占有重要一席并获得文学界不断关注,表明了作品中彰显的华裔女性叙事新体式不可忽视.     

"杀夫"叙事中的罪与罚——论《杀夫》等五部小说

李昂等女作家不约而同地创作出了五部"杀夫"题材的小说,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性别文化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禁锢与扼杀,在家庭中男性的复杂、病态心理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女作家们通过不同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她们对同一现象不同的思考,体现出不同的价值立场,亦可从中窥见社会变革中家庭婚姻两性关系所呈现的张力和女性生存的处境.     

"个人无意识"及其"碎片化"的存在方式--论"前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叙事的话语"裂缝"

在以知识分子为叙述核心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同样遵循着"英雄成长"的基本范式,但是,被压抑的"个人无意识"与"英雄成长"的叙述逻辑构成了某些矛盾、龃龉,形成话语"裂缝",知识分子形象形态则出现了"伤残性"、"碎片化"的美学特征.从<青春之歌>这一经典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人"的解放(阶级的)与"人"(个人)的压抑并存交替.在宏大叙事中,知识分子自我(个人)形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淹没下以一种"潜叙事"和"碎片化"的方式被叙述出来.     

个人记忆与宏大叙事的巧妙缝合--论《青春之歌》叙事处理之特定时代的成功因素

杨沫的<青春之歌>将"个人记忆"织入"宏大叙事",以最具个人化特质的爱情叙事与"政治"叙事巧妙缝合,在经验与超验之间建立暗喻转换的关系,使知识女性林道静的爱情经验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在由爱情履历里三个男性所构成的精神履历里的三个阶段中统一起来,一举获得成功.其中,作为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女性性别的文化意味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部小说局部的明显不足和修订本的失败则缘于"个人记忆"的欠缺和消退.     

"游民"形象与新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

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游民"问题颇受关注;但在文学作品中,"游民"形象却长期缺席.在这样的背景下,"游民"形象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大量出现,就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新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凸显出"游民"的暴力行为及其在革命中的破坏性,这意味着作家重新回到了文化批判的立场上.     

《生死场》:女性对"家庭"的恐惧与颠覆

《生死场》全书贯穿三个家庭生与死的故事,因此家庭描写是研究其文本不容忽视的方面。萧红着力刻划了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异化,通过若干女性在家庭中的遭际,包括家庭暴力、生育难产、动物式性行为和男性薄情,折射出女性对于"家庭"的恐惧性想象,并揭示这种恐惧对于女性某种程度的普适性和宿命色彩。小说中落墨最多的王婆形象,除了表现出黑土地上底层民众"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之外,还传达出作者颠覆传统家庭观念的渴求与努力。萧红独立的女性视角有机地融铸在"民族生死’’的宏大话语中,使得文本具有了或显豁或隐微的多重意义。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叙事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充斥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革命情结.革命倾向既表现在否定现在的事件安排方式上,也表现在词汇方面对财富和有钱人的诅咒、对"土匪"和"强盗"的肯定上,以及在社会位置的叙事选择方面领导者"职位"的正职、副职派定上.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家庭意象

在五四女性文学中,家庭意象的变化勾画出了五四女性追求主体实现的轨迹,她们最初将家庭作为预设的反抗对象,在抗争的过程中感受着自我觉醒后的恐慌,经过迷茫和困窘之后,又探索着回归家庭,但无论是丁玲式的将个人家庭扩大为存亡攸关的国家民族的诉说,还是冰心式的改造和维持传统家庭方式的表达,本质意义上的女性主体都无法真正实现.     

"后革命"视域下的新世纪革命叙事

武装斗争的革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对革命的思考和叙述却不会终结.新世纪的革命叙事正有力地向我们展示着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复活,而这种"复活"又在历史、身体、时间等多个美学维度上产生了许多新变,呈现出"后革命"的特色.这些变化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式,更使得现代性的思考得以深化和拓展,鲜活地反映了"革命"观念在当代社会的微妙变化.     

女性视界的利欲观与情爱观——读清代女性弹词

女性弹词构想了女性圆满人生之路,即功名伴身与疏离情爱.前者解决了娜拉式的出走难题;后者体现一夫多妻制社会中女性的自保策略,并因此而衍生女同性恋倾向.出走的女性挟功名回归婚姻家庭,即所谓的归顺礼教,是女性为生存保障、在男权统治的现实与女权理想的夹缝中唯一的可行途径.女性弹词是中国文学中罕见的能深刻反映女性间情谊和隐秘情感活动的作品.     

论“家”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演化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家"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旧家庭被彻底解构,工农家庭浮出水面,革命大家庭真正形成.文学叙事中家庭赖以支撑的血缘情感逐步淡化,阶级感情逐渐取代家族亲情,但传统家庭话语系统仍是革命大家庭的通用规则,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革命大家庭只是代替传统家庭而非取消家庭的功能.     

论中国近代家庭的"道德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文化领域的诸多"革命"中,家庭的"道德革命"首当其冲.近代的新学家们首先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本质进行了剖析和揭露,进而对"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这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尽管中国近代家庭"道德革命"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其自身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缺陷,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论"交易"

个人如同企业."交易"与"生产",是社会中任何个人为尽可能充分实现自我主观价值,而对既有"自我资源"和"环境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两项基本活动.其中,交易是对生产的相对高效率替代.任何交易都不存在"客观价值"或"社会价值",只存在以各个人主观价值判断为基准的纳什均衡或自我均衡.市场、企业、政府是人们为提高交易与生产效率而创造出的特殊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凡是存在的,都是有效率的.     

在"民主"与"科学"的背后——重读《新青年》

<新青年>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倡"民主"与"科学",而在于它激烈的"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这二者固然与"民主"与"科学"有着密切关系,但毕竟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因此,当我们将"民主"与"科学"看作<新青年>的主旨时,事实上误解了这份刊物,同时也低估了它在文化史上的价值.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