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创新形式的对比研究

乔伊斯与伍尔夫是英国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创作观念上都追求形式创新,解构传统叙事结构,同时通过各种技巧进行共时性写作。他们通过主观的、非理性的写作,以力求最大限度地反映人物的心理真实,从而更好地展示小说人物的意识活动,揭示生活的本质与人性,以此构建小说内部世界可能的平衡与和谐。乔伊斯与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建立了新的美学形式观,为文学阅读提供了新视角与新的审美经验。乔伊斯与伍尔夫的作品代表了英国小说艺术的一种极致。     

常与非常--张爱玲《传奇》叙事之结构模式

张爱玲的《传奇》是用“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讲述着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悲剧,其“传奇”的焦点不是外在的故事情节,而是内在的人物情绪,所看取的总是常态生活中的具有非常态意义的心理传奇,因而在叙事中体现出了以“常”与“非常”之间的对立共构来完成的总体结构取向,化生活结构为叙事结构,以故事情节与人物心理的双向建构为结构要求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端结构取向上形成了具有反讽意义的双构模式。     

于“穿插藏闪”中尽显艺术匠心——《海上花列传》叙事结构分析

<海上花列传>的叙事结构由作者韩邦庆在例言中总结为"穿插藏闪".文章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叙事技巧在小说中的具体运用:由具结构价值的人物作为外在纽带沟通叙事单元;用"穿插之法"使叙事线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形成结构上错落有致、摇曳变化的审美效果;大量的"背面文字"使情节前后照应,结构更为严谨细密,在"藏闪"中流露出曲折的含蓄美.这一结构方法是从传统小说技巧中幻化而来,但其创造性的灵活运用成为小说的一大艺术亮点.     

论《红楼梦》叙事结构的三重奏

我们知道,在小说创作中,叙事结构模式的使命,在于替艺术形式的孕育提供土壤。一般来说,小说通过一个叙事结构模式所要把握的,是确立一个叙事中心点,这个点作为叙事结构展开的基点,控制着作品中的人物配备、事件设置、方式选择以及风格的形成。实际上,在叙事结构方面,《红楼梦》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的写法,而是在传统写法上的复合、变异和创造。如果说,《红楼梦》在叙事结构上比前人提供了新东西的话,那就是作者围绕作品的三个轴心,巧妙地把历史传奇、爱情传奇、宗教传奇的三大叙事结构模式交织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一个丰富的、多…     

叙事的意图说与意图叙事的类型——西方叙事理论中国化的新思考

如何使西方叙事学适合于中国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界在理论上不断探索的问题。新的意图叙事学理论是对西方行为叙事理论的借鉴和修正,它基于叙述学是关于叙述人行为的学说,由于人的行为必有其动机上、意欲上的原因,并从中得到解释,故而叙事学也理应从人的行为动机和意欲入手加以研究的认知。将西方行为叙事所排斥的人物及其心理意图引入叙事学,凸显从人物行为意图的视角研究人的行为叙述及其叙述结构的方法。在此理论方法的观照下,以中国古代小说主人公的行为意图为划分小说类型的标准,从寻找小说主人公、确定主人公主体属性、分析主人公行为意图元类型、主人公意图元内人物关系组合类型等方法、途径,最终划分出中国小说的若干叙事类型,这是对中国小说意图叙事分类方法的一次探索。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莫言小说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造

莫言对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宗于情感""情景交融"的叙事内容产生了共鸣,通过叙事技法、情节结构、人物刻画等手段传达出他的志情倾向和某种意旨。莫言积极发掘中国神话中的民族精神,把神话作为寻求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品格的文化之母,从六朝志怪、唐传奇、元曲到明清传奇以及近代新兴的民间传统戏曲,他都积极借鉴与吸收,从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多元叙事结构与视角的融合从人物故事场景、叙事策略到语言形式全方位地塑造了莫言的小说文本,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突出了"中国叙事传统"的意义,从而确立了莫言小说的独特风格。     

论贾平凹小说的体式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在体式上可以分为“性格”小说、“人物命运”类小说、“写意”小说、“散文化”的长篇小说。“性格”小说,“人物命运”小说以对某一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现为结构重点,小说的各组织部分从不同的方面塑造这一人物性格而形成整体的组织关系,人物作为小说叙事内容的展开中心而存在,“写意小说”对于古诗文传统有着明显的继承,“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则出现了一种“絮语化”的倾向。每一种体式都体现了他创作思想、文学观念的变化。     

明清通俗小说暮夜书写的文学价值论析

明清通俗小说中大量的暮夜书写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一、小说围绕夜间不可靠的视觉、听觉等建构故事，深入挖掘人物感官的叙事潜能；二、小说格外关注由于夜间人物对外部世界感知的不可靠而导致的的心理波动，以及缘于夜间活动范围的受限致使人们探索外在世界的激情转向了内在的心理世界，从而深度探索人物心理；三、小说中或韵或散的暮夜书写在营造氛围上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氛围形态，作为时间幕布，切合故事情节衬染人物心理、烘托叙事情调。     

丁玲戏剧的叙事话语浅析

丁玲的戏剧叙事不仅以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迎合了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而且发挥了她刻画人物心理的擅长,也引进一些小说的叙事话语,如内在式焦点叙述视角、因果相承,首尾接续的矛盾冲突、以外部动作洞察人物心理、制造悬念、在虚实交错的叙事中将回叙成分进行戏剧性处理等。     

论古典文言志怪小说的传承及发展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源远流长,其中文言志怪小说的传承有其自身脉络和规律.这类小说以《山海经》为“源”,内容情节有承前启后、袭用模仿的“类作”型特征.小说人物表现出继承、繁衍的风貌,体例结构袭用前代作品并有变化,构思、语言叙事方式等大体一脉相承.在传承的基础上,后世小说的人物、内容、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更趋完善,表现出更高的构思技巧和叙事水平.     

童眸里的世界:别有洞天的文学空间——论新时期儿童视角小说的独特价值

儿童视角小说在叙事智慧、文化意蕴、伦理向度上都显示出相当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这类小说通常以儿童充当生活的见证人、审视者与叙述人,以现实与回忆的迭合、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并存、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复合,构置具有较大时空涵客的叙事框架与文学空间;作家以儿童作为人物视角包含着作家建立一种新的叙事法则、反抗既定语言秩序、重新叙述历史和生存体验的文化意味;儿童视角小说注重摹写儿童的生命感觉、情感心理,对儿童本体的生命与灵魂给予了深切的关注,显示了崭新的叙事伦理.     

从近期小说看叙事人称的几点变异——叙事人称转换的多样化

本文以传统小说的人称运用模式作背景 ,着重论述了新时期小说在人称用法上的变化和突破 ,以同一人物人称不同 ,不同人物人称不同和不同人物人称相同等论点 ,从不同角度、角色和侧面 ,逐层次的说明了人称在作品中的作用和协调力度 ,阐述了人称视角、人称转换的变异手法为作品增添的丰厚的审美意蕴 ,概括了新时期小说叙事中人称运用形式上的发展创新和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不断探索和进步。     

萨特后期的意识形态叙事

在萨特后期的创作中,叙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处境小说"和"处境剧"的出现,是这种叙事模式的文体显现;其次,在萨特的小说<自由之路>中,意识形态叙事采用了复调叙事的多重视角;再次,意识形态叙事在塑造人物、结构模式和情感立场上,都有不同的方法和特点.     

“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张爱玲家庭小说综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家庭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常见的叙事角度.在现代家庭小说写作上,存在着一条逐步深化的叙事传统.从张爱玲家庭小说中的哲学观念、情感结构、叙事模式和精神承传等方面来看,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是鲁迅的精神传人,她的创作从整体上为中国现代家庭小说写作开辟了新境界,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精神深度.     

"寻根小说"中的"根"隐喻与侠文化

传统侠文化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寻根小说"的部分文本中、侠的精神气质积淀在部分"寻根小说"作家的精神气度中.20世纪80年代部分"寻根小说"在小说叙事模式与人物模式上与侠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创作主体在集体无意识中对侠文化的体认和传承.这在"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如<棋王>和<神鞭>中,分别表现为主人公所具备的"侠"精神及叙事上所采用的武侠模式,以及"寻根小说"的"根"与"侠"的融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解放区小说叙事的形塑——以丁玲的“转变”和赵树理的“发现”为例

1942年后的解放区小说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接形塑的结果.这一形塑,既表现为小说界整体叙事版图的再造,更表现为具体小说文本叙事各层面如故事结构、叙述话语、意义调度上的改变.形塑过程中,也曾受到作家们某些有意无意的抵制,这些抵制最终以叙事裂缝的形式,呈现在了小说文本中.     

故事·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论莫言小说与传统说书艺术的联系

莫言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其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对中国传统说书艺术的继承和创新.莫言小说中对故事的重视契合了说书艺术以故事为根本的首要特征.莫言的小说不仅包括故事,还包括讲故事的人,而讲故事的人的说书姿态使之与一般的含有故事和叙述者的小说区别开来.同时,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的存在、互动、置换革新了传统说书艺术的“说—听”叙事模式.讲故事的人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追忆叙事模式、对谈、书信和诗歌等形式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极大丰富了说书艺术有说有评的叙事传统.     

论卡勒德•胡赛尼《群山回唱》的空间叙事艺术

卡勒德?胡赛尼的《群山回唱》一经出版便赢得了无数赞誉之声.除了一如既往的感人故事情节,胡塞尼还在叙事手法上做了新的尝试,其中的空间叙事最为读者津津乐道.小说中的空间位置主导着人物的命运,串联着人物的关系,深化了故事的主题涵义,使小说充满美学意蕴.对小说中空间叙事艺术的探析是领悟和欣赏作品主题意义的有效方法.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时令节日及其叙事意义

古代小说常借助时令节日来谋划结构、展开叙事.周而复始的"四时"观念有助于古代小说循环构架的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带有"四时"转换性质,<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也常利用"四时"观念来完成故事之间的过渡性转换.在世情小说中,<金瓶梅>的"四时"秩序尚处在隐含象征层次,<红楼梦>的"四时"布局则已达到了哲理化高度.作为独特的文化心理:"四时感"有助于古代小说表达人物情绪的喜怒哀乐乃至命运的悲欢离合.在古代小说的"四时"叙事中,人们更多地利用"春"与"秋"来生发话题.呼应"天时"的"元夕"等几大传统"人时"节日,为古代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时机",并成为故事赖以展开的人文化时间刻度.每逢佳节,社会整体的狂欢热闹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容易出现错位,从而成就了古代小说的"乐中悲"叙事模式.     

《子夜》模式:宏大叙事经典化

从小说的重要要素"情节"分析,<子夜>情节的设置以叙事意图的实现为目的,同时在情节的时空向度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特征:作品的场面、细节和人物的设置都严格按照作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理解而来;情节的完整、情节逻辑结构的鲜明、冲突成为情节推动的动力,与高潮的必然出现一起成为其主要特征.这标志着中国小说本质主义宏大叙事模式的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