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叶燮"理、事、情"之"情"

叶燮“理、事、情”说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说,但笔者认为其中“情”的虚位性正是破解三者非客观性的关键。本文从叶燮对“情”规定性的重新解释,以“情”的虚位以待性,“情”在诗歌中的实现性,“情”在阅读中的延展性,围绕诗歌意象的特点,情境再造中意象的释放,来说明“情”的通向性和在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指向,因之,客观“理、事、情”之“情”与中国古代抒情言志主观之“情”的背离一说,也似应该重新考虑。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科学把握学生工作中的“理、情、规、行”

“理、情、规、行”是学生工作过程中的四大基本要素,是实现学生工作中教育与管理目标的内在机制。“理、情、规、行”四要素之间在发展方向和水平方面,不     

情、景、理的交融──论杨朔散文的深邃意境

杨朔的散文以浓郁的诗意著称于世。其作品深邃、高远的诗情画意是通过情、景、理三者的水乳交融、和谐统一而体现出来的。其中,“情”是意境创设的基础,“景”是浓情、哲理的形象外壳,“理”是统摄情、景的点睛之笔。三者高度统一,使其作品志存高远、充满诗情画意。     

向侵权者叫板

情、理、法三字，在国人传统思维中的习惯排列是情排首位，法居末尾。所以国人一向“厌诉”，向来”善忍”，     

“情动而言形 理发而文见”——刘勰“情理说”的美学意义浅探

“情”与“理”,是历代美学家们都重视的两个美学范畴。围绕着“情”与“理”的关系,特别是“情”与“理”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美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有着不同的回答。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涉及了美学中“情”与“理”这两个重要的范畴。据粗略统计,全书讲到“情”的有一百二十多处,讲到“理”的有一百来处。刘勰是怎样理解“情”和“理”的呢?他怎样估量     

“情动而言形 理发而文见”——刘勰“情理说”的美学意义浅探

“情”与“理”,是历代美学家们都重视的两个美学范畴。围绕着“情”与“理”的关系,特别是“情”与“理”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美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有着不同的回答。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涉及了美学中“情”与“理”这两个重要的范畴。据粗略统计,全书讲到“情”的有一百二十多处,讲到“理”的有一百来处。刘勰是怎样理解“情”和“理”的呢?他怎样估量“情”和“理”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呢?弄清刘勰“情理说”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对研究刘勰的美学思想体系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不无借鉴意义。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宋代司法审判的中庸理念及其方法

宋代司法审判的中庸理念及其方法可由《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录之判词得以确证,在据法援情而合于理的模式下,宋代司法官员对法、理、情三者圆融和谐的运用以实现结案息讼之目的。在这一模式下,法律是依据和底线,它是司法审判的“常经”,而情和理则是参照,它们是司法审判的“权变”,宋代的司法审判往往呈现出这样一种权不离经、经不离权,以经统权,以权补经的态势,在此态势之下,法、理、情三者各序其位而致中和,最终达到结案息讼之目的。这一模式凸显出中庸理念及其方法的法文化价值,可为今日中国构建法治社会所借鉴。     

法律的“情”与“理”——关于法律的基本属性及其立法、司法原则的思考

法律是感情与理性的统一,还是感情与理性的对立？立法、司法是唯情还是唯理亦或是情与理的兼顾？这是立法、司法实务中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法律的“情”与“理”,虽然都可能带有一定的阶级立场、主观指导思想,但是,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理”,立法中立法者的思想感情不应损害法律的理性;司法中司法人员在严格依法判案的同时,在法律缺陷和不足的地方,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司法人员应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司法感情,更完美体现法律的正义。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中国传统司法功能的价值意蕴与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司法具有“救济”“止争”“制权”的功能,而这些功能都服务于“善”这一价值目标。以“善”为核心,以“天道—善—德”为基本结构的“道德体系”,构成了传统司法功能的价值渊源。该道德体系具体表现为“无私”、“和合”、“易与不易”等观念,这些观念约束着司法的具体运作。在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中,挖掘传统以“善”为中心的司法价值中的有益成分,吸收“情、理、法”融合的司法运作模式的长处,对于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与民情的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家意志"到"行政法治"——在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泛法律观

不能正确说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与政策混同,这种现象在法学领域是"泛法律化",在政治学领域是"泛政策化",两者具有相同的问题属性。产生泛法律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错误的政策观念,对我国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现实关系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并且习惯于把政策策略化;一方面是不能从功能价值、工具属性和主体分析上将法律与政策区别开来,导致法律的矮化。法律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政策空间的制度约束,政策空间即政策主体进行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在严格的法理逻辑上,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该属于政策的范畴。"行政法治"是指合法的行政,而不能解释成用行政法去行政。     

批判精神、法治精神与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法律信仰的建构,民众的守法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只有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对“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是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其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因,以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在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道路上,并非是民众,而是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应当担负起特殊而艰巨的使命。     

论中国古代的宗族刑法

中国古代宗族刑法助长群体意识与道德标准入律,忽视公平与正义,破坏国家法治统一,侵犯国家司法权,有违刑法保障人权机能与刑法保护秩序机能。司法实践中,动用“家法”和私刑代替国家司法权、煽动“民愤”等干扰司法活动的现象以及宗派争诉、情胜于法等宗族刑法观,是对国家司法权的挑衅和破坏,其消极作用不言而喻。     

西部大开发立法必须先行

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走依法开发的道路。有法可依、立法先行是依法开发的前提和必然要求。在西部大开发已全面启动的情况下 ,国家应高度重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立法工作 ,尽快出台一批专项法律、法规 ,以便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法律约束和法律保障。进而提出尽快制定《西部大开发法》、《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建议     

论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关系——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严重的盗伐林木案件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以盗窃罪论处的观点值得商榷。从客体属性看,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从刑罚量的需求看,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不必要也不应当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一些所谓的“不合理局面”其实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关于民法学方法论的一点思考--认真对待概念法学

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概念法学受到了法律学人的质疑和批判.但与其说是理性反思和批判的结果,不如说是对西方法律文明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所得结论的移植.在我国法内正义与法外正义、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冲突时,应以何者优先?回答不宜以"恶法非法"为由,否定实在法的效力.面对法律权威、法律信仰尚待确立的中国法治现状,认真对待概念法学是法律学人较为理想的选择.     

“美的规律”与西方现代美学的互动阐释

马克思“美的规律”范畴的提出有着深厚的西方现代美学背景。西方现代美学认为美不再是纯客观的实体存在,而是包含着主体的关系存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规律之一的“美的规律”也必然不再仅仅是美的事物的规律,而是包含着主体情感的审美规律。     

有关法律移植问题的几点思考

法律移植是人类法律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文章从法律移植的历史纷争谈起,分析法律移植的实质,认为法律移植是一种文化的移植,提出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并不矛盾。在当前,我国应当将法律移植作为实现法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