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法之“道”与法之“理”的由来——探析中国法律的文化根基兼与赵明先生商榷

甲骨文中有(道)字."道"字本义:人在超越私而天人相通、天人合一时,所明白的宇宙真谛.老子之"道"可比拟为:真道生妙无,妙无生神明,神明生理念,理念生规律,规律生万物.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可从中受启迪,从"现代化范式"及其"逻各斯中心主义"向去蔽之"道"之真精神转化:在"逻辑与直观统一"精神下之法律文化,既主张法治的实现,又使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至上与传统中国逻辑缺乏导致的主体精神缺失的毛病皆得到克服."道"包含"法自然"与"自然法"两重意境,则可通过把形上之"道"作为终极价值诉求,把更易把握之"理"作为法无明文规定时"自由裁量权"的标准,防治法律文化中现代性的弊端.     

口头法与非洲传统法律文化

非洲大陆由于长期存在的非文字文化的影响,习惯法的生成途径大多离不开口耳相传。“口头非洲法”(O ral A frican Law)的创制方式依创制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个体创制和群体创制两种形式,并且因口头法创制的主体不同,其程序和权威也有异。在无文字或不注重文字的口头文化背景下,口头法在表现形式上重口头程序,强调外在仪式,流传“誓言”与“神判”。口头非洲法是非洲传统社会极为重要的元素,它的存续是非洲法律文化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非洲法律文化正是因其浓郁的口头性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针对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情与理的关系问题,采用宏观透视的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作为背景,将有关情与理的关系论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理统情、以理灭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社会·法律·法之理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生活条件和需要的反映。社会生活不仅产生各种问题即法律需求,还蕴藏着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源。因此,每个国家的法律发展都是一种本土化的创造性活动。法之理也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生活中思考、发现、检验和证明法之理,是促进法律发展和法学进步的方法。在社会调查中思考法之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民间法与法律文化方法

民间法的根据来源于法律多元,法律多元则来自于法律文化概念,因此法律文化方法是研究民间法的基础视角。而我国法律文化研究过分注重本体论,忽视方法论。法律文化研究方法有文化解释、文化功能、文化求异三种,运用之可以展现民间法的基本面貌。     

巫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由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发达,巫术往往被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同时巫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存在必然有着自身的一套逻辑和内在结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特征,在巫术研究中能够发现某种程度上巫术文化也存在着此类特征,从巫术灵物与刑罚用具、巫术咒语与家族伦理和巫术犯罪与善恶观念三个方面尤其能够看到两种文化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共通性。     

说叶燮"理、事、情"之"情"

叶燮“理、事、情”说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说,但笔者认为其中“情”的虚位性正是破解三者非客观性的关键。本文从叶燮对“情”规定性的重新解释,以“情”的虚位以待性,“情”在诗歌中的实现性,“情”在阅读中的延展性,围绕诗歌意象的特点,情境再造中意象的释放,来说明“情”的通向性和在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指向,因之,客观“理、事、情”之“情”与中国古代抒情言志主观之“情”的背离一说,也似应该重新考虑。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发展分析——以制度法文化为对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凸显出复杂的特征.作为法律文化组成部分的制度法文化也展示出复杂的发展态势,制度法文化内部各组成部分的不平衡发展是这一复杂态势的重要体现.我们只有认真分析制度法文化内部各组成部分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完善立法、司法等法律制度,增强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的功能和作用,才能使法律文化由不平衡发展走向协调发展.     

传统美学五范畴的比较考察──情、欲、理、志、意简要清理

从广义文化学角度 ,适当参考西方有关理论 ,比较并研究了中国美学五个重要范畴──情、欲、理、志、意──的内涵、走向及其关系。这些问题在世纪之交尤显重要 ,却较少有人作专题探讨。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松柏情结”

我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和感情的载体。松柏是百木之王，和我国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松柏的自然属性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许多呼应与契合之处。该文主要从高洁的人格和品性的象征、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代言者、守志不阿节操的寄托及生命常青与淡泊清高的追慕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具体分析了传统文化中的“松柏情结”。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对世界法律文化尤其是对东南亚各国的法律文化产生了长期的深远影响,受其巨大惯性的驱使,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化法治的转化、创新显得相当困难,深入分析其特征有助于我们加快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     

中西理性概念差异及其对传统法理念的影响

古老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然相异的两种文化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自古以来是缺乏西方这种理性文化的,由此造成了中西法理念的巨大差异,西方的理性精神主要是逻各斯和努斯精神的辩证统一,而中国的理性主要是两个单词的组合即理和性,用理来教化性,以形成以忠孝为皈依以名分为人定位的宗法礼教制度。其实这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人、人性、人格的认识的差异:西方强调人以及人格的独立性,人的自我决定性,倡导自我意志;而中国强调人以及人格的依附性,人的被决定性,最后是取消自我意志。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女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男尊女卑的鲜明特征.但同时,中国传统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利益,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表现出了某种民主性.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某些女性由于种种原因,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进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谐观念的反思

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观念,它具体化为慎刑思想、无讼价值观和情理法特征。小农经济、宗法社会是这种观念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传统法律文化的和谐观念具有合理精神,同时也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法律文化和谐观念应当实现从民本到人本、从一元静止到多元运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共存与互生--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

理论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多持批判的态度,并认为其对于现代法制建设无多大意义,笔者并不认同.本文在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探讨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理论上共存的可能性,及其在现实中共存的复杂性,得出二者必将融合的结论,并提出法律应当体现人伦关怀,加强法律的内在强制力,注重民间道德规范整合.     

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与法

实践哲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不同于科学认识和生产技艺的行为选择活动,实践理性则是人类判断与选择正当行为的能力。由此,亚里士多德把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置入了人类实践的语境,从而获得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理解。首先,作为行为指引的“实践理性”可被用来作为法规范的论证基础,即正当法源自于言说、论辩与对话;其次,法学的知识属性为实践之知;最后,实践理性的预设为存在一个能够充分自由对话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