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道”范畴的哲学阐释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其意义。孔子的“道”范畴具有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涵义，人道观是其重心。就人道观而言，孔子的“道”主要是指以“仁”为最高范畴的价值理论体系，它蕴涵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目标；以“礼”为核心的价值准则；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理想；以“中庸”为核心的方法论和以“君子”为核心的理想人格。     

“仁”“礼”关系探析

“仁”和“礼”到底谁高,这是孔子思想中一个久有争论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争论总是伴随着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想把孔子向上抬一抬的人就大讲其“仁”,以“仁”为孔子思想之核心;想把孔子往下压一压的人则大讲其“礼”,把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归结为“礼”。“仁”和“礼”好象成了抬高和压低孔子的依据,这是极不应该的。我认为:“仁”与“礼”就其实质而言不存在谁统摄谁的问题。“仁”是属于孔子伦理学的范畴,而“礼”在通常情况下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知道,处在不同学科中的两个概念是不能比较谁高谁低的。然而“礼”在有些时候又同“仁”一样作为一伦理范畴出现,这就是“礼”作为外在的强制又可以化为内在的自觉,从而影响、控制个     

先秦“天命”观的发展及其道德内涵 ——从周公到孔子

"天"及"天命"是中国传统伦理所预设的道德彼岸."天"及"天命"作为文化概念的提出在西周初年,其道德内涵则因周公而确立.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天命"思想,使"天命"由眷顾天下的统治者进而惠及每一个有德者.个体"体天命"的过程亦是"天命"的道德内化过程.     

孔子德治思想初探

孔子德治的最高理想是大道之行下的大同社会 ,王道之行下的小康社会则是其最低理想。“仁”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 ,“礼”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总纲 ,“天命”则成了孔子德治思想的封闭环。“克己”与“爱人”是实现孔子德治思想的两条主要的途径     

论孟子“尽心”思想的道德教化理路及其启示

孟子在儒家“心”“性”这两个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心性分立到心性合一的创造性思想变革,开创了中国心性哲学的思想传统,并构建了以“尽心”思想为核心理念的道德教化模式。孟子这种尽心道德教化模式以心作为道德的本体,肯定了人之本心与先赋之性善、天命之义理的同一性,由此而主张道德教化以人之先验善性作为心性基础,以存养、扩充、求放心为主要方法,最终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人格境界。孟子尽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孔子以来所形成的儒家思维框架,为儒家道德教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对于当代道德教育而言,孟子以尽心为核心的道德教化思想,可以推动人们重新理解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本质属性、主体关系以及最终旨归等,实现道德教育与心灵世界的有机融合,最终促进个体的心性与品格的完善。     

“礼”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保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是一个思想内涵深刻的概念。在儒家的视界中,礼限定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性质;礼为人之本质,同时又是一种道德修养途径;通过礼,人们寻得内心的“仁”;礼还是一种制度,规范家庭和社会关系;它在价值层面是先王之道、诸侯治国之道,值得今人借鉴。     

对宗教的哲学思考

(一)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部离不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宗教现象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股政治力量,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任何宗教观念,都是以神灵观念作为其神道信仰的思想基础的,而神灵观念则是包括诸如“灵魂”观念、“鬼神”观念、“天命”观念和“上帝”观念等的集合观念。     

“自力”伦理的品格及其界限——以基督教的“他力”观念为背景

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他力”伦理,以信仰为基础,凭借上帝的救赎力量来成就人的道德世界;儒家伦理则是一种“自力”伦理,认为人可以依靠自身的道德努力,在现世实现“天命在身”的超越追求。儒家伦理这种天命在身的情怀和自我的道德努力,一方面构成了儒家信念中的伟大要素和高贵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由于天命与人心的一体化,最终使得天命丧失了绝对超验的资格,使儒家对最高价值的追求陷入困境。因此,借鉴基督教的他力观念,反思自身的文化局限和观念缺失是很有意义的。     

儒家的尚"中"与道家的崇"大"——儒道和谐观的差异与融合

"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是一个多层次、立体的概念,儒家的尚"中"思想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中和"观念与道家的崇"大"思想及由此而来的"大和"观念是构成这一理论的两大基石,前者为"和谐"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秩序平衡与个体节中,后者则带来了本体追求与辩证观念.在《易传》与《中庸》中二者达到融合.     

儒家“和合”思想精髓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儒家传统的“和合”文化体系中,“仁”、“礼”及“中庸”是其思想精髓,其中,“仁”是思想基础,“礼”是手段,“中庸”则是哲学方法论,三者统一于追求“和”的境界。返本方可开新,今天,我们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和合”思想的合理内核,从传统文化的源头引出活水,做到古为今用,充分发掘其理念蕴含的当代价值,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西交融中的中国文化观——以施韦泽和钱穆为例

钱穆对于中国文化有“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最高信仰”、“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的概括,而施韦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钱穆的见解相当一致;这种文化现象启示我们去反身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传统的优秀价值,以确立对待自身和外国文化的合理立场。     

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神话中具有“母性崇拜”倾向,在社会转型至父系社会时,“母性崇拜”倾向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发扬光大.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理性.中国女性正是在“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在家庭伦理及由此波及到的社会政治“中心”区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隐性权威”的身份.但实质上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即使是母亲也脱不去“他者”的印记,母亲的权力不是女人张扬性别主体性的权力,而是父权权威话语的代言.中国文学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征.     

中国古典舞蹈之伦理意蕴探析

中国古典舞蹈不仅带给人们最直率、最完美的审美感受,同样也蕴含着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深刻内涵。中国古典舞追求中国传统伦理＂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价值标准,达到了＂天人合一＂的价值理想,它承载着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和中国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和＂。     

仁道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追溯中国儒道墨文化源流,梳理中国文化史,可以大致见出中国文化是从人性、人心出发,讲求自性修养的"将心比心"的道德文化,核心价值观念在于仁道。仁道由儒家哲学中仁的内涵,如克己、利他、取义诸精神,道家哲学"人之道"中仁的内涵,如谦退、无私、公平诸精神,墨子思想中仁的内涵,如"兼相爱,交相利"精神共同建构而成。中国历史文化核心价值观念中合理的因素,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对于中国及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为当代文化核心价值观探讨提供了借鉴。     

论夏商周“乐”重于“礼”及其现实意义

辨析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理论意义,须从文化根源上厘清"美"在文化源头和发展轨迹中的重要地位。甲骨文的"文"就是审美,"文"和"化"合起来,就是"审美教育";礼乐文化初期不是礼先于乐,礼孕育乐,而是恰恰相反;在夏商周三代,主持教育的大司乐必须通晓音律。其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中,乐教的分量是礼教决不能与之相比拟的。"乐"重于"礼"特点在古籍文献中也有丰富的佐证……三代美育显要地位和作用说明,重视美育是中国文化源头的特色;加强和提升美育地位是坚持中国文化特色的需要。     

道德·文化·生命·中国——施韦泽敬畏生命思想的时代意义

施韦泽作为"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之一,其"敬畏生命"思想的基本内涵为:人生观的道德个人主义、文化观的文化伦理主义、世界观的生命自然哲学、对中国思想伟大功绩的明确定位。在"敬畏生命"思想已经在我国发生广泛影响之后,深入阐发和把握其基本内涵,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其时代意义。     

试论古典美学"丽"范畴的审美内涵与美学特征

“丽”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其审美内涵主要有:它作为一种人生理想,深深渗透在宗教、伦理、文化艺术和日常社会生活之中;作为一种美学范式,表现为情感萌动的审美主体在审视美学客体时的自觉地“形式美”追求;作为一种文化品格,从美学角度透视,是一种“美学风格”,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是知识阶层文化身份的代表。“丽”范畴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表现出“和谐”、“自然”、“绮靡”、“清淡”四个方面的美学特征。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试论中国传统建筑的“礼乐精神”

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理念主要受到“礼乐精神”的影响 ,表现在择中立城与礼制观念、诗意的庭院、宜人的尺度等方面 ,而礼乐精神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今天 ,我们应发掘这些传统的优秀文化精神 ,努力用今天的手段实现“天人合一”、“人文主义”、“礼乐互补”,以满足新的人民生活需求。     

论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悖论

戴维森提出的“非理性悖论”揭示了非理性论证在实践推理中的两难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不同的判断理性的标准。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理性的准则是以“理”为核心,“合理”(to be rational)即“有理”(to be reasonable)。此“理”表面上表现为普遍之“义理”,但实质上却是服从于某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据此,在中国哲学中,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演变为“无理”(non-ra-tional)或“不讲理”(unreasonable)。通过对比分析戴维森和中国哲学对非理性的认识,可知两者在“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