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当今时代,随着我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创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内部,它越来越多地与公民社会发展、地方治理成长发生着关系.从实践上来看,地方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创新的一种趋向,建立起"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分析框架对地方治理的基本内容、社会根基,政府的主导作用,可能出现的异化问题以及实现路径选择进行了论述.     

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当今时代，随着我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创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内部，它越来越多地与公民社会发展、地方治理成长发生着关系。从实践上来看，地方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创新的一种趋向，建立起“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分析框架对地方治理的基本内容、社会根基，政府的主导作用，可能出现的异化问题以及实现路径选择进行了论述。     

论政府社会治理的“四民原则”——兼论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制度创新

"四民原则"就是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坚持"民本、民权、民生、民享"。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还存在诸如行政观念转变不足、治理目标偏差、公民参与不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以民为本、民生为重、赋权于民与民有所享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导航,也是摆脱与改善我国地方政府现存治理困境所应秉承的理论原则。基于此原则,政府行为价值及结果应最大限度反映民众利益诉求、赋权于民,并最终实现民有所享的多元治理格局。而地方政府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也证明我国社会管理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与创新——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例

197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化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衍生了需求膨胀、分配不公、地方治理失效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政府治理更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能力和治理工具有限等诸多发展滞后的问题.分析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这一政府治理转型的典型案例,可以总结城镇化发展中的成功和约束因素,并获得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治理转型的诸多启示:治理理念要由从“物本”转向“人本”;要厘清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权事权,保障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治理工具和社会整合方式需要创新,治理主体更需多元化.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治理”与“元治理”

"治理"是当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范式,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也被视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向。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凸显出传统治理理论的主要缺陷:忽视"治理失灵"的可能性,未能回答治理发展的主体、路径问题。而方兴未艾的"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轴角色,倡导政府运用制度化途径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提供了新视野。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实现？——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对塑造我国社会发展新局面以及为国家发展提供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主体—资源”视角，基于“地方政府—社会力量—资源条件”理论建构，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不同组态的社会基层治理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发现：实现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地方政府对于政绩生产的追求，引起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模式可概括为控制—适应推进型、嵌入—问题促动型和标准—发展优化型。深刻洞察创新背后的推动因素，为促进和推广社会基层治理创新提出实践启示，叙写中国故事与中国理论。     

地方治理创新与塑造服务型政府

地方治理是现代社会多层次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途径等方面的创新。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和政府模式,其价值诉求、行为模式、治理途径等内涵均符合地方治理创新提出的时代要求。因此,为了不断促进地方治理创新,地方政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回应性政治视阈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行动研究

创新活动始终伴随人类活动的开展,对政府而言亦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从来不缺少创新行为和做法,地方政府创新契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有利于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有多重角色,希望获得中央认可,增加财政收入,顺利解决本辖区问题。同时具有自主性,其创新行为是对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回应。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沧州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疫情暴发下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一方面,通过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丰富和深化了社会治理理念,在社会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取得了地方社会治理的成效;另一方面,疫情下的社会问题更加集中和突出,地方社会治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通过多阶段的治理成果、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全方位的民生支持,方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变化,更加充实持续地提高幸福感和安全感,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国外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对我国社会治理启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论断,体现出了国家对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高度关注。当前,在我国转型时期多样化关系与问题特征的格局下,我国政府面临着理念不规范、缺乏公共性、主体单一以及技术落后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通过对国外政府治理创新案例的分析,总结社会治理经验,提出要从模式、理念、主体、机制、技术、制度、意识等方面入手来提高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创新发展理念,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协同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信任危机问题研究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多变,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由此出现。协同治理机制缺乏、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多主体间互动互助不足等因素,会影响社会治理绩效,导致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甚至引发信任危机。运用协同治理理论,从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出发,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各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可以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治理的协同增效,最终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     

中国廉政建设与改革中的地方创新--基于三个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长久以来国外学者已经对中国的反腐败制度形成了这样的刻板印象,即中国的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模式。根据“地方创新性程度”和“对中央廉政策略的影响程度”两个指标,将反腐败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由地方自我创新,并已经被中央所采纳和推广的制度;由中央在地方进行试点,鼓励其他地方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制度;地方已经在酝酿和尝试执行,但中央仍然持观望态度的制度。影响不同地方廉政创新类型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鼓励地方廉政创新和改革的程度、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政创新意愿以及在廉政过程中遇到的地方部门利益阻力和民众的态度反馈,由此可见,应在腐败治理策略中重新找回地方力量。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开始积极探索施行政府绩效管理,形成了诸多“模式”。但是在四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一度中断,因此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持续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从影响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中筛选出六项重要因素,选取23个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的典型案例,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两种路径:创新驱动与路径依赖,其中创新驱动分为治理创新型和管理创新型。治理创新型的驱动本质上是一种绩效管理的治理体系重构,管理创新型的驱动本质上是绩效管理的治理能力提升。未来推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应从法制建设和组织管理两方面进一步发力。     

治理变革与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能够促使政府寻求在体制改革外切入改革深水区,印证了世界对效能政府、民主政治、公平正义、治理变革的公共诉求。治理变革是从世界性治理趋势出发,结合我国治理的引入与实践,为政府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实现公民参与意识、扶植民间社会组织和扩大政府间合作治理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