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当代环境法治的完善

中国古代制定有大量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定,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寡欲节用"为其内在的生态伦理基础。对其进行挖掘梳理,有助于解决现代环境法治自身理念上所存在的困境。当代中国环境法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长期割裂法律与生态伦理的内在联系。结合传统生态伦理观,可以从环境立法、执法、守法等层面对我国的环境法治提出完善。     

提高领导干部政治伦理素质是我省思想政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我省提高领导干部伦理素质的紧迫性在很多方面已有突出的反映。提高我省领导干部政治伦理素质应重视加强政治道德的理论建设 ,强化政治道德的社会评价 ,加强政治伦理立法和制度建设 ,加强司法和执法系统领导干部政治伦理建设 ,加强政治理论教育     

中国封建社会亲属相盗立法的伦理分析

在中国,亲属相盗作为盗窃罪的特殊类型,自上古三代就已为法律所特别关注,其相关法律规制在封建成文法典中日臻细密、严谨,该立法传统中断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律是正义的文字表达,最具生命力的刑法规范是那种与具体的生活事实建立起稳固而持久的实质性对应关系的良法,由此,从伦理角度对封建社会亲属相盗立法进行分析,寻找合于时代的民族精神、伦理规范,对今日中国刑法的科学与发达能够提供些许经验与借鉴。     

父子伦理,还是夫妇伦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元伦理"之争

发端于周人的宗法社会实践的中国古代伦理不仅打上鲜明的"家伦理"的烙印,而且在这种家本主义的伦理的发展史上,在"父子伦理"作为强势话语的同时,始终还存在着"父子伦理"与"夫妇伦理"孰为"元伦理"的理论之争.这一"元伦理"之争,使中国古人伦理观较之西人的单维的"男性伦理"或"无性伦理",以其对两性之际的深涉和包举而更具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又以其对伦理中的生命维度的积极观照,为我们现代人类克服其愈演愈烈的身心分裂的"伦理唯心主义"的困境和重返人类伦理中固有的"生命对话"的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路引.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伦理特点与现代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伦理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其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建构,它是以"家族本位主义"为基本价值原则,服务于封建社会稳定人际关系、维系宗法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需要的重要思想工具。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鲜明特色。中国现时代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从制度伦理、公德建设和强化道德赏罚机制入手。     

“伦理法”的是与非

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 ,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 ,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伦理法”的概括应予肯定 ,但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 ,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伦理法”的概括只有基于世界法律发展的整体背景 ,基于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律运行的全过程 ,才可能达致理论的完满。     

论先秦诸子的执法观

由于古代司法不独立 ,先秦诸子希望通过强调执法以保证司法公正。为此 ,他们提出了慎重执法、秉公执法、严格执法、积极执法等执法原则 ,这些执法原则对中国古代司法和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务员伦理法制化问题探讨——以日本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为例

当前,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其中尤以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备受关注。作为中国的邻邦,日本在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上有着较为严谨的结构和相对成熟的经验。通过追溯日本公务员法制化建设的由来,剖析其在伦理立法、伦理法制管理与监督、伦理法制内容,以及公务员伦理法制意识养成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旨在呼吁中国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公务员伦理相关立法、加强公务员伦理法制管理与监督、丰富公务员伦理法制内容以及提高公务员伦理法制意识。     

行政伦理与公务员廉政建设（专题讨论）——公务员伦理法制化问题探讨——以日本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为例

当前,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其中尤以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备受关注。作为中国的邻邦,日本在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上有着较为严谨的结构和相对成熟的经验。通过追溯日本公务员法制化建设的由来,剖析其在伦理立法、伦理法制管理与监督、伦理法制内容,以及公务员伦理法制意识养成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旨在呼吁中国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公务员伦理相关立法、加强公务员伦理法制管理与监督、丰富公务员伦理法制内容以及提高公务员伦理法制意识。     

无讼:专制王权的另一种表达与折射

无讼是传统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统治者的治理目标。中国传统社会的厌讼、贱讼心理是长期教化的产物,盲目追求无讼的结果是重狱轻讼的专制主义司法的盛行。"无讼"是王权与专制的另一种折射与表达。在新形势下,不能单纯地将无讼当作和谐社会的目标而累积矛盾,重视通过公正的程序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刍议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二律背反之化解

入罪慎行是刑法的基本要求,严密法网是刑事法治的基本趋势。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之间存在价值立场的二律背反。我国刑法体系的不完善、刑事司法权的过度扩张及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滥用是导致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价值立场二律背反的原因。刑事法律的制度体系之完善应当侧重于刑事立法的轻刑化、精细化;提倡刑事司法、执法的谦抑性;正确理解、适用基本刑事政策,加强其对刑事立法的轻刑化及刑事司法、执法的谦抑性之指导是缓和、化解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之间价值二律背反的路径选择。     

汉代孝伦理的法律化

儒家孝伦理创立之初,其治世功用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直到汉代,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孝伦理才逐渐法律化,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在行政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中规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使“以孝治天下”成为汉代治国的一大特色。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

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政府制度伦理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政府制度伦理建设包括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的内容.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制度所承担的伦理功能.政府制度的伦理功能主要表现为整合政府伦理规范、约束或激励政府行为的选择.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一个终极性的标志是"政府伦理立法".政府伦理立法是以立法、制度的方式确立对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的伦理要求,并以此规范政府行为.     

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

在中国传统行政的道德话语体系里,外灌式行政伦理与内引式行政伦理并存.外灌式行政伦理作为信念伦理,是儒家伦理在行政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并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发挥其功能,然而,由于儒家外灌式行政伦理是一种脱离中国古代官场现实的信念伦理,它无法提供有效地指导古代行政官僚行为的伦理准则,由此导致内引式行政伦理作为非正式制度取代外灌式行政伦理,并成为实际指导古代官僚行为的通行伦理准则.     

中国传统诚信观的涵义渊源与伦理特质

中国传统"诚信"伦理,是由"诚"、"信"两个基本概念构成的伦理范畴.两者均肇源于先秦时期古代政治传统,内涵各有侧重但又彼此互通,后逐渐融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中国传统社会信用观的伦理基石.对传统"诚信"观的涵义渊源及其互动关系的系统梳理,是我们透视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信用观伦理特质的一把关键钥匙.     

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现代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把政治当作政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     

融合与分立——历史视域中的制度与伦理

制度与伦理融合、分离的关系是历史地展开的,在古代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中,制度与伦理杂糅不分、合二而一共同发挥作用;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社会共同体的瓦解和个人的觉醒,制度与伦理开始相互分离为两个独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制度伦理即制度的伦理化与伦理的制度化,其实质是古代制度与伦理一体不分关系模式的现代表现,人类社会的演进告诉我们:它曾经是,而现在不应再是一种合理的关系模式。     

伦理“左右”下的司法审判——区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

道德与法自古以来就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主要手段,而道德与伦理又是一对常被混用的名词,对于凭借国家强制力得以存在的司法来说,区分道德与伦理实为必要。伦理以其不同于道德的理论内涵,多角度"左右"着司法审判工作,其中,社会伦理通过内外在双重方式影响法律的制定,并以"左右"法官自由裁量的形式影响审判,司法伦理则通过程序的外表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两者合二为一地对司法审判工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从“人情”到“国家”——晋法家政治伦理内在逻辑脉络

法家的伦理思想几乎全部针对于政治,而晋法家作为法家的核心代表,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建构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晋法家强调政治的起点是人的自然属性与基本欲求构成的"人情",而最终目标则是要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秩序,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具有理性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政治伦理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也是人们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阳儒阴法"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