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元文化与河湟教育问题的再思考

文章从三个方面就发展河湟教育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建构河湟现代教育发展的文化环境与氛围;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河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确定对待河湟多元文化的正确态度。     

河湟文化的历史地理特征

文章就河湟文化的历史地理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河湟文化的产生有其历史地理的原因;地理环境是形成河湟文化特征的主要成因。     

西北汉族河湟支系的形成及人文特征

本文所论述的河湟人 ,是指甘肃南部以临夏 (河州 )为中心的黄河上游及青海海东一带的居民。全文在叙述中原汉民入迁、开发河湟地区的历史之基础上 ,分析了河湟人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     

试论河湟地区的民族地理学研究意义

"河湟"地区是中国西北多元民族文化共生的典型区域。"以水为据"梳理该地区少数民族聚落的分布特征,为该地区民族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河湟地区多元文化反映了西北民族文化分布格局,少数民族人口的时空变迁,少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间的调试关系等,对于研究民族文化地理空间具有重要价值。河湟地区是整个西北民族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汉藏边界民族文化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浅析族群关系中的文化认同--以河湟地区族群为例

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考察河湟地区的族群构成和族群关系,可以发现,这一地区不同族群间的互动关系,与双方间相互作用力及相关族群文化的认知程度存在着一定联系.文化认同是河湟地区族群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多元宗教文化的涵化与和合共生——以河湟地区的道教文化为视点

河湟地区是我国最具民族与宗教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区之一,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视角,以河湟地区的道教为视点,探讨了这一地区多元宗教文化的涵化与和合共生模式。在这一地区历史上正是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彼此影响与整合,夯实了河湟地区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根基。同时基于这一个案的分析,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是"儒道释伊四教互补合一"的"一室四间"的观点。     

试论北宋在河湟区域的堡寨修筑战略

河湟区域在宋夏战争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制夏、拓土的需要,北宋在河湟区域大量修筑堡寨。堡寨成为北宋镇守蕃地和河湟地区发展农、牧、商贸业的重要基地和民族融合、交流的桥梁。     

河湟“花儿”的民族特征及其传承

河湟“花儿”以其古朴原始的风貌，体现了青海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河湟“花儿”艺术积淀厚重，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凝聚着青海各民族群众的理想与感情，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应加大对河湟“花儿”传承与保护的力度，使之成为西部民歌中的标志性艺术精品。     

河湟民间剪纸文化特征略说——以湟中县为例

通过以湟中县民间剪纸艺术为例对河湟地区的民间剪纸艺术的来源、品类和文化特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河湟剪纸艺术在来源上深受屯田移民和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     

青海省河湟地区城镇化进程中民间艺术文化生态发展——以青海省湟中县民间艺术荟萃“八瓣莲花”为例

每个地区民间艺术文化的原生态在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现代文明的时代诉求而发生变化。以青海省湟中县＂八瓣莲花＂为例,探索＂八瓣莲花＂的荟萃在湟中县城镇化进程中建构该地区文化品牌的重要意义。在河湟地区城镇化过程中,文化方向选择都是民族间文化的＂他者＂与＂我者＂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融合。民间艺术文化作为某一地区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和创造的生产力之一,往往使得河湟地区的文化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古老与现代的二重性特征。在河湟地区城镇化进程中,民间艺术文化走向现代市场产业化发展,在发展中明显地镌刻了地方性、民族性和文化自觉性因素。     

让心理学走向大众——专访西南大学黄希庭教授

黄希庭教授认为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不仅应对学科的理论建设有所贡献,还应当对社会有所回馈,即让心理学走向大众,进入家庭、社区、学校、机关、军营、企业等各个领域,积极参与到和谐社会中人的心理健康的建设中来。黄希庭教授始终坚信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是我国心理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十分重视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吸取养分,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开展"个性化成才教育"实践。黄希庭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历经多年探索创立的健全人格养成教育理论,对我国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近年来,在心理学应用领域,黄希庭教授对具有中国特色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社区心理学的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倡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寻找研究的课题和灵感,主张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写进社区千家万户群众的心坎里。     

翁州紫微庄墩头黄氏谱研究

1856年,黄式三亲自重新修订的定海黄氏谱三修本,忠实地记录了黄氏家族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人物与事件。祖先黄晟曾在唐明州刺史位上,外筑金汤以卫民,内置馆校以兴学,聚江东儒学尚礼士,是多次受朝廷嘉奖的一代英杰。黄式三、黄以周是中国晚清著名的礼学大师。定海黄氏以族谱形式传承家族保国卫民、崇教尚文、孝悌传家等家族文化,为我们今天的黄氏父子及黄氏家族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黄氏家谱看家族文化基因对黄式三父子的人格影响

家谱文化中,蕴藏着家族成员文化人格的历史基因.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定海黄氏家族史上最耀眼的两颗明珠,是名载史册的晚清学术名家,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由崇教尚文、善良慈德和孝悌传家构成的家族文化背景对黄式三父子的治学精神与人格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刘澜波对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刘澜波投身东北军中,以黄显声秘书身份帮助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帮助黄显声镇压汉奸队伍,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制定义勇军的编委方案,收编与改组各地义勇军,同时还支持黄显声坚守锦州。他始终伴随黄显声左右,为其出谋划策,是他的亲信与幕僚,被誉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     

定海黄氏家族治学遗风探析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为晚清经学大师,是定海黄氏家族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成就使舟山人走进了中国近代学术史。本文从家族文化研究视角,探讨黄氏家学、家风的流风余韵与＂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治学风范及其影响,以期更好地继承黄氏家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推动定海黄氏的进一步研究。     

在“治法”与“治人”之间——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思想研究

黄宗羲在继承先秦思想家的基础上,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强调治法对于治人的优先地位。他对理想的治法做了具体的设想,主张设置宰相,建立学校,恢复方镇,以外在的形式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而使其认识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黄宗羲并没有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治法主张最终仍然滑向了对治人的期待。     

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和迁都

长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的南移、人才重心的南移和时代重心的南移 ,决定了迁都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和紧迫性 ,因而中国未来的新都应是开放交汇中心的长江中游     

明代于都“何黄语录”解义

江右王门,群星灿烂,杰出者众多,黄宏纲、何廷仁即其中杰出的两位,有所谓“浙有钱王,江有何黄”之说.本文通过对黄、何二人的“语录”的诠释,不仅使黄、何二位“语录”中的儒学义理得以呈现,而且可以发现他们心学思想的特殊性及其在江右王学中的突出地位.     

论二程的"为己之学"及其对朝鲜教育理念的影响

程颐、程颢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他们在以词章、训诂、科举为主的学风盛行的北宋初期 ,毅然提出了“为己之学”。不像“为人之学”跟满足自己的名利私欲联系在一起 ,“为己之学”是指对“理”的探求与将其内化为提高自身的修养的纯粹的学问观。二程所坚持的这种为学态度对 16世纪朝鲜教育理念上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朝鲜中期性理学的集大成者李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钻研和书院的设立及普及来振作了“为己之学”的学风。与当今的教育比较而言 ,“为己之学”的精神与实践具有更强的崇高性和本质性 ,这对现代社会的人生方式与教育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