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围绕“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争的一些问题的评析

中国与西方关于"民族"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可以叫做"文化民族",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崛起而形成的"民族"可以叫做"政治民族"。任何现代国家不论姓"资"姓"社",建设过程中都有一个由传统"文化民族"向现代"政治民族"过渡的必经过程,国家应采取种种措施去建构作为"国族"的"政治民族",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去建构"国族"。民族问题"去政冶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者以否定民族集体权利、建立同质化的"公民"或"国族"的构想是违背"民族平等"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是违反中国国情和当前世界潮流的,如实施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能采取"同化"或"融合"的方式,而应当按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思维去"整合"建构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民族——中华民族。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华民族的认同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和学术的层面上。当今中国"国权"和"族权"应该统一,现在已经到了确立中华民族是"国族"地位的时候了。族群概念的引入和应用是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对立统一、确立中华民族是"国族"地位的理论基石。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中国各民族互动、整合和认同的历史趋势。中国各民族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最佳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     

以“家”构“族”： 中华民族历史建构的独特逻辑

“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的提出和广泛使用,凸显了中华民族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的“家庭”性特征。这一特性是在“以家构族”的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即按照家庭共同体的组织逻辑来推动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从长时段角度来看,历史上家国一体文化在形塑王朝体制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随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传统“家国观”始渐转换为以“家族”的社群形态来建构“国族”。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家庭”框架逐渐成为了中国族际整合和国族建设的独特模式。透过上述历史脉络发现,“家庭”隐喻实际上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家国”属性：“家”是外在的社群形式类比,“国”是内在的国族共同体本质。     

国家认同视阈下越南骆越文化的研究流变——以对“安阳王建瓯骆国”史料解读为线索

中越两国学者对"安阳王建国"汉字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存在较大差异,在构建国家认同需求下,越南积极推进骆越国族认同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骆越文化性认同,骆越文化研究产生了明显迎合民族认同的流变现象。同时,对比中国学者对相关史料的解读与研究,考证越南建构骆越民族认同的真实意图。骆越民族是周秦时期已经生活在华南地区的一支族群,与百越、百濮民族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骆越民族后裔现跨居于中越两国,具有相同的民族起源与文化特征,在越南国家认同建构需求的催化下,过激的骆越民族认同意识有演变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趋势,甚至延展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潜在阻力。     

黔西苗族身份的汉文书写与近代中国的族群认同——杨汉先的个案研究

杨汉先生长在20世纪初贵州西北部一个自称"阿卯"的苗族族群中.他关于贵州西部苗族历史文化的民族志书写,应放在民国年间政府构建现代国族体制的历史脉络中来分析,将之理解为中国西南部土著族群争取国家确认他们的民族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一项努力.他既借用近代民族研究论述中"苗族"这个类别来争取政治确认,又根据土著文化和丰富的口头历史传说来重新定义"苗族",使之有别于现代国族建构的历史叙事框架.杨汉先的经历和著述,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体制,提供了一个边疆土著族群的特殊视角和一批崭新的素材.     

国族认同视域下的中华文化价值观构建

"国族认同"是超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更宽泛概念。它意指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其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已寻找到共同的利益结合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统一。认同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在诸认同类型当中,文化都起着中介与桥梁的作用。要实现国族认同,必当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中华国族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因此构建中华国族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并全面、广泛、深入、持久地推进,是实现国族认同的最有效手段。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来看,当前构建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必然是在历史长河中对各族文化兼收并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对近代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合理成分的吸纳与整合后形成的崭新统一体。     

制度自信与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政治保障,不容动摇。坚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信在于:它符合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族情的结合;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不是"民族自治",也不是民族一体化;它拥有符合现代国家建构要求的政治优势,既充分保证国家主权统一,又符合现代社会正义与公正的价值理念。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需要从培育公民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国族认同、建立健全民族利益协调机制和积极推进协商民主三方面入手。     

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意识与国族主义的互动

孙中山在"五族共和"理论和民国初年国人民族意识的互动中,形成了清晰的中华民族范畴意识和共同体的一体意识,"五四"期间他将中华民族定位为国族,并致力于塑造现代中华民族。在当时国际体系、中国"次殖民地"地位和国内军阀分裂的压力面前,孙中山以民族国家理论为武器,以美利坚民族的熔融为样板,通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运用汉族庞大的人口优势融合各民族的"血统"、构建统一的国内政治法律体系等办法,开始了将中华民族国族化的历史进程。这些办法虽然存在着模糊国族与民族界限等局限,但却顺应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需要,体现了国族构建的本质。     

“儒化”与民族化:近代政党中国化的路径考察

儒学传统并不存在现代政党的生长基因,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现代性政党因素的正常发生。近代中国政党主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外源特质。政党文化移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政党的中国化问题。中国国民党极力提升儒家在中国国族建构中的标识意义,进行了"儒化"尝试,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则着重从中国国情的现实要求和近代政党的客观使命出发,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国族主体地位,走出了民族化的道路,开辟了政党中国化的现实路径。国共两党的发展历史证明,"儒化"并不是解决政党中国化问题的良方,只有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实践,依托民族实体,挖掘民众潜力,解决现实问题,才能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地域、民族、国家:“中国”一词作为国家名称的历史过程述论

"中国"一词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国家名称,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先秦时期"中国"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主要具有"王畿"的地域含义和华夏族的民族含义;开始作为国家名称是明朝与海外国家交往增多的背景之下,与海外国家交往时使用,但不普遍;近代以后,在世界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潮流下,"中国"一词才渐渐成为国家名称,并且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国族建设等有关。     

三论“国家-民族”关系——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

十九大报告关于民族地区协调发展战略的论述,为"国家—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通过对世界上现存的对立、融合、并存、连接等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梳理,深入探讨民族—国家关系和民族—民族关系的实质和潜在危险。"民族-国家"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一族一国的狭隘的民族国家关系,容易导致极端的民族分离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是当今世界民族国家关系发展的趋势所向,但是,必须警惕民族同化、民族"大熔炉"、民族"大拼盘"等思想。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必须找回"国家"在民族国家关系中的主导角色,将"国家"置于"民族"之上,在历史新常态下对国家-民族理论进行深入思考。     

印度构建国家民族的“经验”不值得中国学习——续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际经验教训”说

针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就印度的"民族大熔炉"政策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印度民族"的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稳定等所谓"成功经验"的举证和观点,对印度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所谓的"成功经验"是不符合事实的"假学说",是以讹传讹的"伪经验"。印度在民族国家建构、处理民族问题方面不能为中国提供经验。     

论“百姓日用即道”作为消费文化本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历史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都有"本体"支撑,文化都有建构特性。"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产生自明中叶的商品经济,与消费文化同根同源,对消费文化具有内在的规约作用,消费文化的无根性需要"百姓日用即道"的本体支撑。     

全球化视阈下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创新

民族认同作为经历了历史积淀而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会在历史进程中或者被强化或者被削弱。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认同不仅涉及成员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追溯、挖掘与重构,而且也关涉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及文化博弈,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与博弈。应对文化霸权以其发达强势的文化渗透所造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断裂,不是简单的"回顾"与"模仿"而是"创新"与"重构",必须要认真反思"认同危机"与"文化空场"问题,从战略高度上采取种种措施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创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与"建构"民族文化身份。     

宋教仁的“汉族”观

"汉族"是清末革命党人常用的重要话语,这一概念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阶段。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把汉族的起源定位于黄帝,这是个文化符号也是种族符号。宋教仁还把汉族建构成用武力开疆拓土的强悍民族,为的是在国力孱弱备受欺辱的境况下激励自己的同胞。尽管宋教仁强调汉族的特性,但其民族和国家建构的最终目标,是融汇国内各族群建立"五族共和"的现代国家。     

“和亲故事”电视剧中的国家认同建构研究

"和亲故事"电视剧构建了由"哀怨者"向"自觉的民族团结传播者"转变的"和亲公主"、积极的和亲促成者、注定失败的反对者以及民族文化融合的媒介影像。和亲故事电视剧中国家认同话语的建构,深受国家意志形态、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旧有的历史或文学阐释框架等因素的影响,是对原有阐释框架的一种记忆"复刻"。这种"复刻"保留了和亲故事原有的外形和脉络,但赋予其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的新内核,构成了促进国家认同整合的新话语体系。同时,话语建构中显露出的大汉族主义,要以对形成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的认同为归依,在电视剧中取得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唯物史观下当代文学批评中的“非民族”论批判

永生/消亡论、文化想象建构论和反现代性论是当代文学批评中"非民族"论的三种主要形态,它们均建立在非物质的历史虚无论基础上。"民族"是一种历史现象与历史范畴,不是一个仅在思想或情感层面抽象发生的存在,不是一种纯然"文化想象"与"象征建构"的产物,它的兴起是以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的,经济与政治因素是民族形成与演化中的决定性力量。那种认为民族在最近即将终结的论调与民族永生论一样,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臆想。所有民族国家的建立均是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类获取全面解放征程中的前提条件与必要步骤,文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实是相依互补而非对立割裂的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个体与民族之间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不加辨析地认为民族必将阻挠人的现代化是一种武断偏颇之论。如同民族性并非与世俱来、天生正义一样,它也并不具有全然和永久的正当性,肯定民族性的同时不能走向将其圣化的另一极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历史论述、观念形成和政法凝聚三种视角。历史论述展示了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随之逐渐产生。而观念形成视角的研究从人们认识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形成论述的补充,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培育和加强。政法凝聚视角立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的共同体,政法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极大的塑造作用,而人民之平等法律地位和国民身份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意识的政法基础。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国族意识和认同会有一定差异,因此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将是一种新视角。     

论国族-国家的宪法与宗教

国族-国家与传统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族意识是其文化基础,世俗化是其主要走向,而宪法则是其得以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宪法是国族-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首要标志,政教分离、宗教多元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则是国族-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国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宪法的诞生,不仅标志着现代国家政权世俗化的实现,同时标志着政教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在政教分离的国族-国家,宗教不再分享国家行使暴力的权力,难以凭借武力进行精神垄断并排斥其他宗教,于是宗教的多元化开始出现,宗教信仰自由才成为可能。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文本确认,是对传统宗教专制的一种矫枉,并反过来说明国族-国家取得了超越于宗教的政治地位和组织力量。依此剖析中国国族-国家的建构可以发现,传统中国的政治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即在城市,县、府以上实行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而在乡村则是靠宗法进行治理的宗法政治,政教之间存在交织,现代意义上的国族-国家并不存在。清末"新政"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进行的乡村建设,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的宗法政治,而今在村民自治制度尚未发育成熟之际,宗法政治又呈现出死灰复燃的态势。因此我国当前的国族-国家建构,应以实现国家政治的现代化为任务,着力对农村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以非个人的行政权力代替宗族组织,以法律关系代替血缘关系,使农村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